1997年10月，一部名为《我来自潮州》的25集连续剧，在香港亚洲电视台首播。该剧以民国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后为时代背景，讲述几位潮州青年，自家乡赴香港谋生，几经磨难，终于商场得意，成为巨富的传奇故事。
对时任亚洲电视主席的丽新集团大老板林百欣发家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此剧其实正是这位年过80的潮州富商一生的自传。
不到两年后，另一位说话时始终带着浓重潮州口音的香港大亨，以984亿港元（折合127亿美元）身家，一跃登上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亚洲首富之位。他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李嘉诚。
香港，确实是见证百余年来潮州帮创造商业奇迹的重要舞台，但远远不是唯一的舞台。
1从上海到曼谷
清咸丰十年（1860年），因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隶属潮州府澄海县的渔港汕头，被迫成为对外开放商埠。这一年，林百欣的潮州府潮阳县（现为汕头管辖）同乡郭子彬在老家出生。
汕头开埠后，海路交通比之前方便许多，历来喜欢“闹海”的潮州人大批出外谋生经商，日渐繁华的上海，是他们心目中的大码头之一。当年潮州人在上海主要与福建人合作经营糖业，设立许多著名商号，他们还一度垄断了鸦片买卖。19世纪70年代，少年郭子彬只身来到了上海滩，进了一家烟土（鸦片）行当学徒。因办事得力，又懂一些英语，帮洋行推销鸦片赚取不少佣金，后来索性自立门户，获利甚多。
1906年，清政府再度宣布“禁烟”，鸦片进口大减，辛亥革命后，禁烟运动更在全国展开，潮商遂转而大举投资钱庄业。从1912年起的近20年间，潮商在上海经营的钱庄多达30余家，实力仅次于宁波帮和绍兴帮。他们还掌控上海的典当和押当业，全盛时期所开铺号占据全行业的八成以上。郭子彬亦顺应时势，斥资白银11.8万两，成为上海鸿信等4家钱庄的大股东，同时兴办4家面粉厂和1家织布厂。
一次大战（1914～1918年）爆发后，欧洲各国自顾不暇，棉纱、棉布输入中国的数额锐减，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得到发展良机。郭子彬与表弟郑培之合作，先后投入巨资在上海创办颇具规模的鸿裕纱厂（资本白银150万两）和鸿章纺织染厂（启动资本10万两，后陆续增资共160万两），聘用外国技师，引入先进设备，产品畅销国内各大商埠及东南亚各国。孙中山曾为鸿裕纱厂手书“衣被群生”的牌匾，郭子彬自此一洗“鸦片商”恶名，跻身近代上海著名实业家之列。
直到1932年去世前，郭氏经营棉纺织业近20年。在此期间，众多潮商也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纷纷在上海创办棉纺厂、染织厂、面粉厂、抽纱厂、印花手帕厂和以生产潮汕传统食品为主的食品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实力日益壮大的潮商，与广府商共同组成粤商阵营，与江浙商、徽商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上海滩。
1927年，当晚年的郭子彬仍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之际， 17岁的少年陈弼臣背起行囊，离开了潮阳老家。不过，他此行并非北上，而是南下，投奔远在泰国曼谷打工的父亲。他早年出生在那里，5岁时才被父亲送回潮阳读书识字。跟许多家境不佳的海外潮州人一样，回到曼谷的陈弼臣干过不少收入低微的工作，一步步向上奋斗。1935年，在朋友资助下，他开办了一家从事五金木材买卖的亚洲贸易公司，并逐步扩张生意，涉足食品、药物及大米外销业务，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广泛的商业关系网。
1944年12月，陈弼臣与其他10位泰国商人一起筹资20万美元，创立盘谷银行，1952年更因优秀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声望出任董事长。面对朝鲜战争后低迷的市场环境，他果断邀请泰国财政部次长出任盘谷银行会长，财政部亦因此投入巨资持有六成股权，银行变为官商合营。作为回报，盘谷银行获得了泰国政府金融相关业务的代理权，社会及行业地位迅速提高。
在陈弼臣带领下，盘谷银行率先走出泰国，先后于香港（1954年）、东京（1955年）、新加坡（1957年）、吉隆坡（1959年）、大阪（1970年）等亚洲主要城市设立分行，而泰国实力数一数二的农民银行直至1975年才首次设立海外分行。正是依靠陈氏的苦心经营，盘谷银行创立的最初20年里，保持平均每年20％的资产增长率，最终在泰国十多家内外资银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规模最大的银行（近年来居泰国第二位及东南亚第五位），他也荣升泰国首富。
2兄弟同心
早在少年陈弼臣重返曼谷之前的五六十年里，泰国（当时称暹罗）的潮商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已居于当地华商的前列，经营航运、出入口贸易和金融等多个行业，出了很多知名商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实力雄厚的潮州商帮公认为暹罗华侨五属（潮、闽、琼、广府、客家）商帮之首，当时在暹罗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八大行”（八大华侨企业），老板全都是潮商。
潮州人扎堆泰国并得以在商业上大显身手，远因与18世纪中后期（清乾隆年间）潮州人郑信依靠武力和权谋统一暹罗全国，建立强大王朝有关，至今泰国仍设有“郑王节”以纪念他的伟业。近因则是汕头开埠后，华南与泰国之间的第一条定期海运班轮，就是从汕头港始发的，潮州人由此得以大批南渡。
再往前追溯，敢于冒险犯难，似乎是潮州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明朝中叶潮州商人尚未成“帮”之时，他们更多地是以“亦盗亦商”的海寇身份出现，与福建的漳州、泉州同道一起，构成东南沿海海寇商人的主力，他们多以闽粤交界的南澳岛为据点，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甚至与明朝军队武力对抗。
而早年“刀口上舔血”的海寇生涯，让人更容易理解，为何潮商与闽商都以喜欢抱团打拼闻名。出身潮州府揭阳县的郑氏四兄弟，数十年如一日通力合作，打造百年老店“捷和制造”的往事，至今都是后进潮商的精神楷模。
捷和原是19世纪末揭阳县城一家打铁作坊，辛亥革命后因承接当时急需的证章、号码牌、童子军用品等而生意兴隆，可惜创始人猝然逝世，遗下家业由四个年纪尚轻的儿子继承。二十出头的长子郑植之深感小小县城难以施展，遂于1922年赴泰国从师学习打造金器首饰的技能，三年后学成归来，再经数年积累准备后，与三弟郑翼之一起到省城广州设厂。
恰好此时“南天王”广东军阀陈济棠扩编粤军（相关事迹见2012年2月27日本报D8版《南国“二陈”鏖战急》），需用大批装备，郑植之通过陈济棠高级幕僚中的潮州同乡牵线，承接了钢盔、防毒面具、军用水壶等巨额订单。在当时工业实力薄弱的广州，能生产这类产品者甚少，“捷和制造”一炮打响，不到三四年间，规模迅速扩充，工人多至300余人，跻身广州有名的工厂之列。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下台后，捷和很快转产铸铜、轧铁，以填补军需品订单剧减的空白。
“七七事变”发生前夕，对时局甚为敏感的郑植之担心中日战事迟早会波及华南，经与众兄弟商量，决定将所获利润转移投资香港，增加新设备，并恢复生产战时急需的军用品和兵工器材。全盛时期的1941年，四兄弟合力经营的香港捷和制造厂已拥有四处厂房，雇佣数千名员工，订单额常在千万元以上，成为当时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厂。同年年底，日寇攻占香港，郑氏兄弟被迫弃厂逃回内地，辗转千里，先后到广西柳州和贵州独山设法建厂复工，坚持生产电话铜线等紧缺战略物资，期间困苦，一言难尽。
抗战胜利后，捷和迁回广州和香港，因内战频仍，广州工厂业务难见起色，反而是香港战后大举重建，捷和抓住机会取得订单，获利不小。例如战时香港海域有不少沉没舰船，陆地上遗留大量炮弹，郑氏兄弟征得港府许可，打捞沉船废铁，轧制钢筋，搜集弹壳旧铜，制作金属用品。因此之故，在不少战后长大的香港人印象中，捷和是“靠拆船起家的”。
据时人回忆，郑氏四兄弟都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大哥植之擅长交际，信息灵通，二弟则耀勤勉稳重，善于守业，三弟、四弟则聪敏好学，精通技术。赴港发展后，四兄弟各主管一厂业务，平时只领工资，从不随便动用公款，且彼此长期和睦，未有过因业务方向、财产分配乃至个人品行而闹分歧等一般家族企业常见的不利传闻。
后来，捷和制造厂发展为捷和集团，除工业制造业外，还相继从事地产及投资等行业，现在仍是香港实业界令人尊敬的企业之一。
3“他”来自潮州
1997年12月，正当《我来自潮州》一剧及其改编自流行名曲《爱拼才会赢》的主题歌，成为香港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时，人称“林伯”的林百欣却在入境台湾时被捕，罪名是涉嫌曾向台北县地政局官员行贿。
83岁高龄的他被扣押超过一年，后交纳创纪录的4000万元新台币才获保释。此案轰动港台两地，也为他的传奇人生添上了最苦涩的一笔。2005年初林氏病逝，案件方告了结。
巧合的是，数年之后，他的另一位潮阳老乡黄光裕因涉嫌内幕交易、单位行贿等罪名被内地警方逮捕。这位曾经的中国大陆首富，时年不满40岁，早年同样有着异常艰苦的创业打拼经历。
当然，近年来依然活跃的海内外潮州籍商人，并不总是给人们留下“负面新闻”的。
已被奉为华人商业之神的李嘉诚且不必说，泰国首富陈弼臣（1988年去世）长子陈有庆，二战后自泰国回香港发展，创立亚洲金融集团，并积极参与内地事务，曾连任第七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次子陈有汉则接掌盘谷银行，1994年又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陈智深。
还有一位香港地产商罗康瑞，也出自香港潮商家族。他的祖父晚清时期已在泰国谋生，父亲罗鹰石（比林百欣年长一岁）儿时赴泰生活，25岁（1938年）才回到香港，白手兴家，一手创办蜚声香港地产界的鹰君集团。
罗康瑞因成功开发著名的“上海新天地”而在内地声名大噪。不过，如今流连于那片古老而又时尚的街区的年轻人们，又有谁会想到，这位创意大胆的生意人，也来自潮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