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粤军壮大之营

     粤军，是民国成立后，屡受欺骗、排斥，革命几经挫折的孙中山痛感没有一支自己指挥的武装力量难以获得国民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一支革命部队。这支部队从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组建，经历了援闽、回粤、克汕、援桂、北伐乃至1922年陈炯明叛变到“两广”统一诸役，粤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历经艰难曲折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汕头作为粤军的大本营之一，在粤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8年1月，援闽粤军从广州开赴汕头，在汕头崎碌镇守使署（现汕头军分区大院内，原址于上世纪80年代末拆毁）成立援闽粤军司令部，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总参谋长、黄强为副官长、叶举为参谋长、许崇智为支队司令。这时粤军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兵员都是原清军巡防营以及部分民军改编而来，仅5000人枪，且缺少训练，装备窳劣。

     针对部队现状，孙中山命令粤军在汕头集中整训，还指示陈炯明制定招募兵员、向民间借枪和在地方筹饷的办法。不久，就在潮汕、兴梅、海陆丰一带募编、租借到人枪10个营，并投入训练，从而使部队兵员扩大近三分之一。孙中山还担心军事非陈炯明之长，电召远在京沪的原沪督陈其美部将蒋介石和前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总监吴忠信赶到汕头，在总司令部参与军机策划，加强粤军指挥力量。经过在汕头近四个月的训练扩编，粤军力量明显增强。

     在广州的孙中山时时记挂着在汕头的粤军。1918年5月24日，孙中山到达汕头。时粤军已从汕头开赴大埔三河坝，孙中山即乘火车经潮州坐小火轮到粤军驻地，召集各级军事将领会议，对援闽的军事部署作出指示，阐述粤军组建、汕头整训、略取福建、壮大武装，进而消灭军阀，再造民国的重大意义。

     孙中山的视察和指示，为粤军援闽指明了方向，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蒋介石制订作战计划，兵分三路分别从澄海、饶平，大埔，蕉岭向驻闽诏安、云霄，龙岩，武平的北洋军阀部队进攻，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鼓舞下，粤军士气旺盛，且部署明确，指挥得当，所向披靡，节节胜利，漳州、龙岩、泉州先后攻克，实现了第一期的战略目标。

     正当粤军攻闽战斗正酣之际，北洋政府直、皖两系之争日趋尖锐，皖系段祺瑞审时度势，转与孙中山合作，从而促成驻闽北洋军与粤军休战议和，援闽粤军经近10个月的转战，至此遂告一段落。这时粤军扩编为两个军，由陈炯明、许崇智分任第一、第二军军长，兵强马壮的粤军遂发起回粤消灭桂系军阀之战。

     回粤首役是克复已被桂系盘踞的汕头。1920年8月，粤军分左中右三路回粤，其中以总参谋长邓铿为左翼总指挥，由云霄、诏安攻击饶平、潮安、澄海。经原北伐总司令、平远人姚雨平策动，桂系驻潮汕的梅县籍统领周辉甫、魏耀奎起义归附粤军，不到一星期，左翼军即将桂军军长兼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击溃，占领汕头。粤军总司令部委任此战有功的姚雨平为汕头卫戍司令，维持汕头治安；以张醁村为总监的兵站总部也从漳州移驻汕头，就近为粤军提供军需。汕头首役即克，粤军在汕头的军威大振，各路粤军即挥师横扫广东的桂系势力。

     此后，粤军以在汕头整训扩编为起点，援闽胜利；回粤伐桂，又在汕头奏凯，以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粤军分化，历经靖难平叛、转战福州、讨陈（炯明）伐沈（鸿英）、保卫广州、镇压商团，一次东征，平息杨（希闵）刘（震寰），二次东征和南路伐邓（本殷）等多次战役，队伍不断壮大，尤其粤军后期，孙中山在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彻底肃清了叛乱反动势力，统一了广东、广西，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接着，以粤军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了中国。这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蒋介石崭露头角之地

     蒋介石早年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留学归国后，一直在沪督陈其美麾下，虽然位居敢死队炸弹队队长、沪军第5团团长，并在暗杀陈其美政敌陶成章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此后历经上海武装起义、上海反袁斗争、攻占江阴炮台诸役，都归于失败，郁郁不得志，一度曾落魄为混迹在上海交易所的失意武夫。惟当1918年初应孙中山之召到汕头加入援闽粤军后，蒋介石从此充分发挥他精于制订作战计划、善于用兵的军事才能，屡获胜仗；又因缘际会，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纵横捭阖，崭露头角，一步一步地登上国民党的权力顶峰。

     蒋介石是1918年3月15日抵达汕头的。几年前，陈其美在上海将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这使手下鲜有军事人才的孙中山对年轻且受过正规训练的蒋另眼看待，常有信札往还。这次粤军援闽，孙中山寄予厚望，企求锻造出能担负起国民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开辟一片天地。考虑到粤军军事人才欠缺，特意电召蒋介石到援闽粤军司令部，担任作战科主任，领上校衔。

     从粤军汕头整训到总司令部移驻三河坝，又到出兵攻闽，蒋介石的确不负众望，他长于军事策划，制订作战计划规范有序，尤其是他在日本振武学校以及在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炮兵第１３联队实习时，都是学习、训练炮兵，这一兵种在当年粤军来说是一件新鲜事，蒋介石常利用炮兵远距离攻击坚固工事，这使蒋介石在粤军中战绩甚佳，给人留下能攻善战的印象。

     起初，蒋介石在粤军中虽然颇为勤勉，军事谋略也比司令部里多数将官更胜一筹，但由于粤军多为广东人，身为外乡人且颇为自负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重用。1918年8月，粤军还在福建鏖战的时候，蒋介石就辞职返汕头，再经汕头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蒋介石对孙中山陈述辞职理由时，并不谈不受重用、工作受阻的情况，而是说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而使自己愤然辞职。蒋介石一走，司令部工作受影响，陈炯明、邓铿多次致函蒋介石，请他重回军中，但蒋都置之不理。直到9月中旬，当粤军攻克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之后，蒋介石才从上海返汕头去漳州重回粤军。这次，陈炯明不敢怠慢，升任蒋为第二支队司令官。

     孙中山的器重和鼓励，既提高了蒋介石的地位，又激发他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决心。此外，蒋介石历经多次讨伐反动军阀的斗争，常获胜仗，尤其是在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平息杨刘叛乱中，他以汕头为其施展政治、军事抱负的大本营，运筹帷幄，克敌制胜，屡立奇功。从而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非凡地位。这段时间，他以汕头桂园（位于现公园路23号后楼，现原址基本完好，但废弃，失管）和外马路东征军司令部（外马路207号，保护完好，现为纪念馆）为立足点，席不暇暖，潮州、澄海、大埔、饶平、揭阳（含今揭西）、普宁、汕头礐石都留下他的足迹。其中，他游礐石时对景区的赞美之辞，其描绘之神奇、辞藻之华丽，至今没有人比得上他。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粤军权威的形成，除了孙中山的青睐和自身的军中经历外，与他在军中的直接上司许崇智在汕头的一次讲话有关。1925年4月，第一次东征结束后，粤军将领云集汕头。一次，许崇智在外马路东征军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作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宣布：“服从（我）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以后由（我）许崇智名义签署的命令，下面签的（不论）是许崇智的图章或是蒋介石的图章，一样有效。”发表如此内容的讲话，究竟是许崇智对蒋的信任到了迷信的程度，抑或是许本人的短视，后人已难下结论，但无可否认，许蒋之争乃至两人一辈子的恩怨在汕头种起。汕头这一席话，为蒋几个月后在廖仲恺遇刺案中驱胡（汉民）逐许（崇智），为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扫清障碍埋下伏笔。

     1925年12月，蒋介石在汕头主持其最亲密的军事搭档何应钦就任潮梅绥靖委员仪式，将汕头作为他问鼎国民党中枢的坚强大后方。12月30日，蒋介石登上汕头开往广州的轮船，以东征横扫东江、潮梅，打败陈炯明的胜利者的姿态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出所料，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首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正式步入国民党中枢。2月1日，蒋介石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总监；4月26日，又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北伐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他又如愿以偿地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揽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南昌起义预定临时之都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有中共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张奎发第二方面军、贺龙第20军、第11军叶挺第24师（丰顺籍徐名鸿任11军政治部主任、潮安徐光英任第24师参谋长）和朱培德第五方面军第3军、朱德军官教导团，经一天激烈战斗，全歼南昌敌军一万余人。

     起义胜利后，在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主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讨论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件，提出反帝反封建、打倒蒋介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等政治主张。推举出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宋庆龄、周恩来等25人组成。以谭平山等7人组成主席团，为最高执行机关。当年共产党人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国民党的旗号成立革命政权。

     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他们从南京、武汉、广州调集大批军队向南昌进攻。起义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革命委员会按原计划于8月5日撤出南昌，南征入粤，战略目标是，转移到以汕头为中心的工农运动较早的潮汕、东江地区，建立革命政权，进而攻占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义军经赣东南、闽西进入广东，9月23日解放潮州，24日占领汕头。

     汕头是南昌起义军革命委员会预定的临时首都，原筹划以革命委员会为基础在汕头成立国民政府。

     起义部队进入汕头后，革命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联合在汕头市区民权路95号大埔会馆（目前旧址保存完好，但未利用）办公。为先稳定汕头秩序，革命委员会任命大埔籍的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赖玉润任汕头市革委会委员长，潮安籍的徐光英任汕头市公安局代理局长，任命起义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汕头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这些重要职务的任命表明，起义军初抵汕头时有着在此长期经营的准备。

     人员安排就绪，起义军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一方面，部队在汕头港击退敌舰飞鹰号妄图炮轰市区的图谋；派员保护、扩充汕头子弹厂（此厂为汕头历史上唯一的制造子弹的工厂，厂址在何处，待考），加紧生产子弹，武装部队，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另一方面，由徐光英主持的公安局，派员日夜巡逻，维护治安，时有不法之徒乘机抢劫商店，制造混乱，公安局果断对其中3人予以逮捕枪毙；另一方面，由徐光英主持的公安局，派员日夜巡逻，维护治安，时有不法之徒乘机抢劫商店，制造混乱，公安局果断对其中3人予以逮捕枪毙。应当指出的是，当年起义军领导人头脑冷静、沉着应对，不杀或少杀所谓“土豪劣绅”、资本家。尽管过后被“左”倾领导人指责为右倾，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其原因不在于少杀、不杀，而是当时大背景、大形势使然。

     正当起义军在汕头筹划成立国民政府之际，敌军黄绍竑、陈济棠、王俊部从五华、兴宁、留隍往揭阳汾水（现揭东县玉湖镇境内）、丰顺汤坑集结，计划攻击起义军侧背。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革命委员会认为，只有歼灭这方面敌军，才能解除汕头、潮州西面威胁，故命令起义军主力贺龙、叶挺部开赴揭阳，迎击敌人。由于起义军所获情报不准确，低估了敌军的兵力，虽经英勇战斗，但最后仍归于失败。部队从揭阳往东撤退，会合从汕头、潮州撤退人员，在揭阳砲台渡过榕江，经潮阳关埠、谷饶、贵屿，普宁占陇，次第往流沙集结，由周恩来在流沙主持召开著名的“流沙会议”，部署起义军和革命委员会人员分头行动，起义军领导人大部分从惠来、陆丰从海路撤往香港，余下部队经云落往海陆丰与农军会合。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饶平、闽西、赣南、湘南，于1928年4月下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下转第19版）

     这次南昌起义，从8月1日发动到10月3日普宁流沙结束，历时2月又3天，虽然时间不算短，但大部分时间在赣、闽、粤边行军边打仗，真正稳定脚根，建立政权仅是在潮汕7天，史称“潮汕七日红”,除驻守潮州的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外，起义军中枢首脑人物都集中在汕头，包括谭平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贺龙、叶挺、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彭湃、刘伯承、恽代英，此外，还有当年还是中、下级军官的林彪、罗荣桓、陈赓、许光达、肖克、谭政等人（当年朱德、陈毅、周士第、李硕勋只到饶平，未进入汕头）。

苏维埃革命肇始之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在农村、城市发动贫苦农民、工人，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以农民、工人为主要组成人员的工农民主政权，称之为“苏维埃”革命，而将苏维埃革命付诸实践，是1927年9月在汕头首先提出来的。

     苏维埃，是俄文音译，原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至1907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为列宁所发现、肯定和发展。上世纪20年代中共成立之初，这一革命理念由共产国际传入中国，但在当时仅是出现在中共的一些决议、文件中，真正付诸实践尚未正式提出。

     正当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在汕头成立革命政府、建立以汕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等待中央的指示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秘密潜来汕头。9月26日，张太雷在民权路大埔会馆起义军指挥部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将南昌起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去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并将起义部队开往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军队，改组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中央这一指示表明，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在风雷激荡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正逐步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进行勇敢的探索，但这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战略意图相去甚远，与在汕头成立“国民政府”的计划大相径庭、正当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等急图对策之际，传来了起义军叶贺主力在揭阳汾水、周逸群第3师在潮州失败的消息。

     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而张太雷在汕头宣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转向中共独立自主的苏维埃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中共与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分道扬镳。从此，中共的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就在张太雷在汕头关于苏维埃革命的宣示两个月后，1927年11月，从汕头经流沙转移到海丰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彭湃率领起义军余下部队与当地农军举行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先后攻占海丰、陆丰县城，分别召开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紧接着，1927年12月，在中共的策划下，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徐光英、聂荣臻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12月11日，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军称为红军。1931年11月，在海陆丰、广州苏维埃政权先声的召唤下，壮大了的朱毛红军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依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有64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

     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时期，在汕头提出，由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此，中共的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共要人安全转移之站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加强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之间的联系，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的秘密交通线。当年，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成为一条摧不跨、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汕头。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苏维埃革命风起云涌，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当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把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由中央政治局直管，以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5人组成委员会主其事，从上海、香港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的这条秘密交通线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中央交通局将汕头作为交通线的登陆点，是经过多方比较、反复权衡而作出的。当年的汕头，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商埠，这里水陆交通发达，外贸繁荣，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易于人员化装来往；汕头还是国民革命在广东的中心城市之一，粤军援闽、两次东征、彭湃农运、八一起义部队南下，都在此发生，群众基础好，易于人员掩护隐蔽；且与苏区毗邻，韩江直通苏区前沿。这些条件，在所有沿海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通过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药房的亲戚，派遣人员在汕头市镇邦街7号设立“中法药房分号”；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考虑到顾对汕头中法药房分号情况的了解，又通过在中央交通局工作的梅县人罗贵昆的关系，在海平路98号成立“华富电料公司”，以承接中法药房分号的任务。翌年初，中央交通局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3人到汕头交通站工作。与此同时，香港、大埔、闽西交通站也相继建立、至此，这条长达数千公里水陆交错的交通线正式形成。

     中央赋予交通线的任务，第一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信息往来；第二向苏区输送物资；第三护送干部。

     从1930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4年期间，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其他各级干部共200多人，其中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到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选的11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就有8位是通过汕头进入苏区的，他们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张国焘、项英、刘少奇、任弼时。汕头交通站在中央交通局的领导下，严密组织，精心护送，所有被护送人员都安全进入苏区，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中共的革命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护送人和被护送者的回忆记述，在这200多人中，笔者综合有关考证资料，有名可考的有116人，其中，新中国成立之前或之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24人，他们是：博古、周恩来、邓颖超、项英、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陈云、凯丰、林伯渠、邓发、刘伯承、叶剑英、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张爱萍、谢觉哉、陆定一、王首道。

日本侵略者低头之城

     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宏大的阅兵仪式，庆祝日本天皇诞辰日，朝鲜义士尹奉吉出于对侵略者的义愤，潜入阅兵台，安放定时炸弹，炸死日本陆军司令白川，炸伤日驻华公使重光及师团长植田等多人。当这一震动全球的重大新闻传到汕头时，汕头知名报刊《汕报》社长张怀真在该报发表了《惜乎不中》的社论，高度赞扬尹奉吉的英勇行为，号召国人向尹义士学习、致敬，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社论按国人往常习惯，将日皇称为“倭皇”。

     《汕报》的社论戳痛了侵略者的神经。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大华路11号今汕头卫生检疫所）以备忘录知会汕头市政府（旧址位于外马路中段现“中国电信”正对面，已于上世纪90年代拆毁）：《汕报》侮辱天皇，已呈报日本政府请示处理办法，惟应先将《汕报》即日查封，扣押社论作者张怀真。汕头市政府认为，“倭皇”乃我国民对日皇的习惯称谓，并无侮辱之意，至于社论呼吁国民团结御侮，乃世间常理，谁侵略中国，中国就应该抵御谁，也无不妥之处。这时的国民党的汕头市政府民族气节尚在，并没有答应日方的要求。

     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因此而罢休。过了几天，汕头海面突然驶来大小日舰20余艘，其中7艘直驱入汕头港，还卸下炮衣；与此同时，日本领事馆蛮横地向汕头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汕头市政府在48小时内实施：

1、封闭《汕报》报馆；

2、将《汕报》负责人张怀真拘捕，送到日舰惩处；

3、赔偿日舰开来汕头的军费；

4、保证在汕头的日侨安全；

5、禁止任何反日言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侵略者者的强盗逻辑发出来的叫嚣，使汕头市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汕头市政府急忙寻求应对之策。

     这时的张怀真，这位1871年出生于梅县，曾为前清秀才、廪生，1906年就加入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一向淡泊名利、秉性忠良的汕头报人，异常镇定，他夤夜撰写第二篇社论，于第二天在《汕报》刊登：

1、社论毫无错误之处。然而，为汕头人民免于战祸，倘若我方政府要《汕报》停办，我愿遵从；

2、倘若我方政府认为我的言行有碍中日邦交，我甘愿接受国家的任何惩处；

3、倘若当局听从日方，欲拘捕我并送往日舰，则日方不仅侮辱我个人而且侮辱中国的独立地位；为国家体面、报人尊严和个人人格，我宁可自杀。

     张怀真义正辞严，娓娓道来，内争外侮有别，有理有节，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宁死不屈的凛然正气。

     正当日方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驻守汕头的国民党师长张瑞贵勇敢地站出来。这位1891年出生于广东钦县(今广西钦州市)的爱国将领，他被日方的无理行径所激怒，公开发表谈话，坚决支持张怀真和汕头市政府的正义立场，声言以个人权位甚至生命捍卫国家主权。他迅速采取强硬的应变措施，一面宣布全市紧急戒严，派兵包围监视全市数百名日本侨民；动员全师官兵进入战时状态，夤夜在妈屿布下水雷，封锁汕头港口，防止敌舰进出。一面派兵将张怀真的眷属护送至潮州暂避，动员在日舰炮口下的市民疏散。应对措施落实后，张瑞贵宣布：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如日舰胆敢向市区开炮，立即杀死所有日侨，一切后果，由我张瑞贵个人负责。

     色厉内荏的日方见汕头军民同仇敌忾，自知理屈，只得作出让步，与汕头市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消除误会，和平解决事件，日舰无条件撤出汕头港口。

     《汕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它不论在中国报业史、外交史还是抗日战争史上都具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东方杂志》载文称，我国此前对日交涉无不失败，唯此获得胜利。

     经过中国人民8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负责接受日军投降事宜；8月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指定日军投降代表和中方受降主官，确定受降地点。汕头为第3受降区，范围包括曲江（今韶关）地区和潮汕地区，日方投降代表为侵华驻粤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我方受降主官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受降地点汕头。

     1945年9月12日，第7战区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上将的代表、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9月28日上午，汕头受降区受降仪式在外马路131号“国际俱乐部”（原洋商会馆，曾为汕头市政协办公用房，现由汕头天主教会使用，原址结构已改）隆重举行。上午8时多，徐景唐率领在汕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抵达会场，9时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徐景唐根据日军在南京签订的受降书，宣读汕头受降区受降条文，紧接着，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的代表、该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汕头市民和全体中国人一起，迎来扬眉吐气的日子，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当年，驻曲江、潮汕以及海陆丰地区的日军是第130师团、104师团和潮汕支队，计有第130师团炮兵大队（队长后藤），旅团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官小野修所属部队；第94旅团独立步兵第281大队（大队长田中英二）和第621大队（大队长村重五一）；潮汕支队是日军驻扎在潮汕的一支具有临时性质的部队，其兵员是从其他部队抽调编成，在潮汕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任务结束后番号取消，兵员归入原部队建制。由于当年“潮汕支队”继续在广东承担侵略战争任务尚未结束，故未归建，因而统计在投降单位之内。汕头受降区向我方投降的日军官兵共计446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