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货币发展史，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贸易的计价结算绑定权往往是一国货币崛起的起点。可见，只有在全球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贸易领域贸易的结算和计价中的占比大大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才能真正建立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今年以来呈加速之势。无论是汇丰银行在伦敦发行首批人民币债券，开启我国香港地区之外的“西方离岸中心”，还是世行与央行签订代理协议，并委托央行代理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再或是中日货币直通车，无不表明人民币已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开始“借船出海”。

　　归根结底，信用货币的国际化需要有资源支撑，就此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也许还缺少更重要的功能——资源、能源计价功能。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近10%，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初步得到体现。但在没有中资企业参与的国际贸易结算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仍相当低。人民币要成为美元那样被第三方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据相应份额，未来还面临更艰巨的任务，更长期的挑战。

　　当下有种典型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应从边境贸易到一般贸易中履行结算功能开始，并在国际贸易积累到相当的规模、国内金融市场也相对完善、人民币自由兑换即将完成时，才可能真正扩展到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和投资货币、进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诸如边贸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离岸市场融资、在岸金融市场开放等步骤，都是围绕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来做的。但问题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只有跨境贸易结算加发展离岸市场这一条路？

　　一般而言，衡量国际货币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其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根据IMF的数据，截至2011年三季度，美元仍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其次为欧元、英镑、日元等，而人民币仅被个别国家接受为储备货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进一步显示，在信用证结算中，目前，尽管人民币已取代日元成为第三大信用证结算货币，但对比来看，美元占比84%，欧元占据7%，人民币仅仅占据1.9%。

　　事实上，货币既是一种价值符号，也是一种价值和财富获取的手段。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从19世纪的“煤炭-英镑”体系，到20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其中都演绎了一条国际主权货币在能源贸易中的崛起路径。

　　纵观货币发展史，中国必须建立以人民币为参照的定价体系，这将是人民币主权货币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崛起的新路径，也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后，欧佩克国家想摆脱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所谓的“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同意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由于沙特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从此美元与石油“挂钩”，一举奠定了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中的垄断地位。

　　当前，全球石油、黄金、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几乎全部以美元定价，无论是场内、场外市场，无论现货，还是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无论WTI还是Brent。据相关统计，当前国际市场流通的石油美元达1.4万亿至1.8万亿之巨。而这些“石油美元”又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使美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下顺差的平衡。多年来OPEC巨额石油美元与东亚国家出口型经济形成的大量商品美元一起支撑着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由此构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这样一个稳固的资本流动封闭环，也进而影响着全球财富分配的流向。

　　近十年来，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量的逐年上升。据长城咨询对25种大宗商品的调查，其中有19种品种中国的消费量全球第一。今天，中国大宗商品总消费量约占全球总消费量的18.7%。其中，中国消费量占全球比重超过40%的有8个，包括铁矿石68%、稀土67%、煤炭48%、精炼铜41%、原铝41%、棉花40%等。由于没有定价权，我国等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相比，要付出更多的进口外汇成本，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上总体较为被动。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绝对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更不能把货币的跨境使用视作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利益在于定价权以及形成价格的全球影响力。货币国际化路径决定着货币国际化的成败。现在看来，紧靠我国香港地区、甚至伦敦等离岸市场远远完不成人民币国际化的使命，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开辟新的更大战场——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人民币只有在全球贸易结算和计价中的占比大大提高，才能保证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增长的需求，进而真正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