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岁七十这一年，杨受成自觉人生可以开始做个总结
从香港岛湾仔轩尼诗道的英皇集团大厦总部顶层，可以远远望见对岸的九龙。
少年时的杨受成酷爱足球，经常从母亲那里领得一块钱，花5分钱从九龙坐渡轮到湾仔码头，再步行到跑马地附近的香港大球场花6毛钱看球，再到湾仔街市花3毛钱吃一碗小份云吞面。剩下的5分钱，刚好够回程的船票。
“如果那5分钱掉了，我就得游泳回九龙了。”杨受成回忆起那段岁月，仍然觉得艰苦的童年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虽然，他现在能在酒店里随随便便开一支12万的酒。
杨受成是潮州移民第二代，生于香港，从小在父亲杨成的钟表行“成安记”铺里长大。
1960年代的九龙，按照杨受成的传记作者陶杰的说法，就像今天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虽然仅仅隔着一个地中海，却对着彼岸的欧洲望洋兴叹。中环就是欧洲，是摩天大楼，是洋大班们生意场的风云际会和声色犬马之地。而九龙只是内地移民聚集的逼仄老街、越战美军士兵靠岸停留一夜的寻欢之所，以及新兴经济体日本的游客追逐平价商品的喧嚣闹市。
父亲杨成虽然娶了四房太太，养了十几个孩子，却从未想象过跨越维多利亚港去港岛开办一家钟表行。
对于初出茅庐的杨受成来说，中环和九龙强烈对比的感觉，在他心中翻江倒海。1965年，他仅22岁，一咬牙向父亲借了20万，在九龙弥敦道开办自己的钟表行。尽管他请来了当时的亚洲电影明星凌波为表行开幕剪彩，但因为缺乏名牌手表压阵，他的生意还是很难更上一层楼。他异想天开，想跑到中环去争取世界名表欧米茄的代理权。
如果有欧米茄，他的店铺就有了头牌明星。
于是他渡海而去，像北非的迦太基人想去攻占罗马帝国。他到了中环怡和大厦的欧米茄总代理处安天时洋行，连总经理的名字都不知道，就登门拜访。经过和前台小姐的软磨硬泡，他知道了总代理是一位犹太人，名字叫贝利恒，但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欧米茄表就像倾国倾城的公主，岂是他这籍籍无名的穷小子可以随便高攀？
但是杨受成不管不顾，用西汉张良拜师黄石老人的办法，在两个月里，每隔三五天就到安天时洋行接待处坐着。
终于有一天，他忽然被贝利恒召入办公室面谈，当时的感觉如获玉皇大帝御旨一般。交谈之下，方知犹太人处处磨练他的耐心，并已经暗中去九龙考察过他的店铺，以及他的待客之道，才决定暂时给予他欧米茄副牌天梭表的代理权。
天梭表经营得好，杨受成又获信任，一举拿下欧米茄表的代理权，并很快再下一城，拿下了劳力士表代理权，成就了他的英皇钟表珠宝生意。
1994年，他将英皇集团总部搬到了湾仔轩尼诗道，又在跑马地建了一座英皇骏景酒店，和当年看球的香港大球场仅仅数步之隔。
杨受成的故事就是过去七十年香港历史的缩影，第二代移民从父辈居住的破败街市中奋起，年纪轻轻白手起家，历经数波惊涛骇浪，快意恩仇，笙歌作乐，展现一个富足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悲喜正剧。他们的开拓和发展成为过去数十年香港的“集体记忆”，更辐射到全球整个华人社会。
抢滩者
杨受成为香港的“集体记忆”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他的主业金融和钟表，而是被他称之为副业的娱乐业。在这个最容易被传媒放大的圈子里，他的英皇娱乐既培养出谢霆锋、容祖儿、TWINS这样炙手可热的明星，又出了涉及刘嘉玲的《东周刊》封面事件，以及阿娇的“艳照门”事件。他的个人生活更为街头巷尾所热议。
众说纷纭之下，杨受成在外界的形象，是一位香港“娱乐圈大亨”，只手可翻云覆雨。在想象中，配上这副形象的，应该是一位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大佬。
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满面红光的小老头，身材不高，戴着金丝眼镜，满脸笑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待人谦恭，和你说话时会俯过身来，双眼望着你。
这是一位有些强迫症倾向的双鱼座男人，太太陆小曼常笑杨受成像电影《与敌同眠》（SleepingWiththeEnemy）里的男主角，因为她只要像茱莉亚·罗伯茨扮演的女主角一样看看屋里的东西是否收拾齐整，就知道先生是否回过家。
办公室里，摆放着佛像雕塑，正中的墙上一幅书法上写着“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知足者富”，这是杨受成最喜欢的三句话。
这一天香港的天气并不太好，从英皇大厦最顶层杨受成的办公室望出去，太平山有些灰暗。轩尼诗道及附近的马路逼仄如蛛网，那些有了年头的建筑物，以香港独有的倾斜角度组合在画面中，象征着过去那个人人抢滩、野蛮生长的年代。
杨受成在幼年时便已经是一位抢滩者。在12岁那年，他受父亲派遣，孤身一人，雇船前往公海与水手们交接走私手表。他需要背着沉重的一袋手表，从轮船上抛下的一根绳索奋力往上爬，才能到达命运的甲板，而脚下则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汪洋大海。只有全力往上爬，才能完成父亲交付的使命，才能使全家人暂时免除日日登门的债主们的呵斥和白眼，才能有他之后的出人头地。那是杨受成第一次在人生中肩负如此重担。他叫受成，大概要“受”他父亲杨成在香港九龙开出表行之小小“成”就。
而在他的英皇钟表珠宝店成功之后，他投资房地产，进军金融业，并通过“好世界地产”上市成功，又开始投资电影，第一部电影《喝彩》由陈百强和张国荣主演，叫好叫座，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杨受成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危机正在悄悄袭来。1983年，香港回归中英谈判悬而未决，中产阶级移民加剧，9月份香港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商界抛售港币，狂购美元。当时在地产投资过度的杨受成被借贷方汇丰银行认为资不抵债，清盘接收，不仅地产尽失，连起家产业英皇钟表珠宝也只能交出，全家如临世界末日。杨受成成了汇丰的打工者，帮助汇丰管理英皇钟表珠宝店，月薪两万元。而他的欠债达到三亿两千万港币，限期八年内偿还，否则连这个工作都会丢掉。
被清盘那一天，杨受成孤身一人走在皇后大道，脑中一片空白。家族中共有五个弟弟，十个妹妹，四个母亲，作为长子的他是家中顶梁柱，现在整个家族就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不堪设想。
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位高人陈伯的指点。陈伯名叫陈朗，是香港富人圈中一位座上宾，陶杰说陈伯有一种通过观人气色指点迷津的天赋。当时陈伯和杨受成说，你要往西，往中东去，有翻盘机会。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神奇，但孤身一人杀到科威特炒外汇的杨受成确实发了财，两三年间便赚回一两千万美元，又通过资本运作另开新店，结果在短短两年内居然还清了汇丰的债务，拿回了英皇钟表珠宝的控制权，度过人生的第一大劫。
从那之后，杨受成处处谨慎。
他和我说起这一段故事，觉得刻骨铭心，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永世难忘，更改变了他之后的投资策略：“现在我的借贷都在非常安全的水平之下，我现在从银行借10亿，我最少有五六亿存款摆在那家银行，而我自己还有另外的现金，银行也感觉很舒服。又比如，和银行借钱买地不容易，但可以和银行借建筑费，银行看见你有地了，而这些建筑即使最坏的情况也是属于银行的，所以他们就肯借钱。”
这段经历加之幼年时父亲店铺常被债主上门逼债的心理阴影，使杨受成相信“现金为王”：“我现在每天上班，出外赴宴应酬，与生意朋友往来，口袋里总藏有四五万元港币现金，如果没有这四五万在口袋，总觉得浑身不自在。”他随手就能抽出一叠港币。
“娱乐大亨”
英皇娱乐旗下有多名广受关注的艺人，无论是现在的谢霆锋、容祖儿、TWINS、张家辉，还是早年的罗文、陈奕迅、黄耀明、陈冠希、梁洛施，都是能在香港电影界和乐坛掀起波澜的人物。
杨受成全方位进入娱乐业，是在1992年收购了叶玉卿哥哥叶志铭旗下的飞图娱乐，1996年，他将其更名为英皇娱乐并自行管理。杨受成给香港娱乐圈带来了新模式——他模仿日本的尊尼事务所，专门找有潜力的年轻人签长期合约，经过百里挑一，成功的一两个人就可以抵销其他一百个人的费用。
“在香港将小孩子培养成明星的，我是第一个。谢霆锋签英皇16岁，容祖儿签英皇17岁，TWINS签英皇是十七八岁。所以这种形式是香港第一个，我也觉得最满足。”
容祖儿回忆自己进英皇时的情形说：“当时杨老板见我的方式很特别，他把我当成一幅画，看了我几眼后，就用笔在纸上画了个符号一样的东西，其实他是在画我。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画的那个符号一样的东西，很直接地跟我说：你看，这是你的两只眼睛，但是斗鸡眼来着，再看看你的肩膀，是A字膊……然后他就从头到脚把我评了一番，批得一钱不值。
最后转过头跟霍汶希说，如果你要签她，就一定要这样这样收拾等等。
就是讲了一大堆令我非常沮丧的话，我都差点哭了出来。当时我就觉得：哇！原来要进一家唱片公司，要经受这么大的压力。”而事实上，杨受成最欣赏的女歌手正是容祖儿，认为她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好歌手，是自梅艳芳以来最好的歌手。
这是杨受成用生意场上磨练而来的“阅人术”考察新星。管理旗下艺人的金牌经纪霍汶希，最早是一名兼职模特儿，也是杨受成慧眼识珠，让她成为自己在娱乐业中的得力助手，使英皇娱乐成为最早拥有自己的经纪人团队的香港娱乐公司。
说到娱乐业，不得不提到曾经使杨受成声名受打击的“《东周刊》事件”。2002年10月，英皇传媒属下的《东周刊》登载出刘嘉玲受辱的封面照片。一时舆论哗然，各界纷纷指责这一不良行为。香港艺人协会更是组织大游行表示抗议。
事情爆发时，杨受成正在外出差，接到电话知道事态严重，命令《东周刊》总编辑第二天在全港各大报纸登整版广告道歉。他还宽慰为参加游行感到为难的老朋友成龙：“明天你一定要第一个登台，痛骂《东周刊》。如果你不站台，肯定为千夫所指，赔上你的声誉和形象。因为人人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无论如何要听信我，《东周刊》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是有一定错失的。”
第二天，从外地赶回香港的杨受成宣布《东周刊》无限期停刊，遣散260名员工，赔偿广告客户，损失达数千万，但他仍然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决定，否则这把火将波及英皇集团的其他产业。
今天他谈起这件事仍然语气激昂，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冤的。
近年来，杨受成将目光瞄向内地，姜文、冯小刚、陈凯歌等名导演的作品《让子弹飞》、《唐山大地震》、《梅兰芳》等背后均有英皇娱乐的身影。他评价合作的这三大导演说：“冯小刚像一盅绿茶，保健养生；姜文则有点像一瓶五粮液，酒精芳浓，原则鲜明；陈凯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非常熟识的导演，这方面的学问是没有其他导演可以与他相比的。”
现在，他又准备在杭州投资300亿人民币建设一个英皇娱乐文化村，包括制作中心、学校、会议中心、影棚、酒店等等，工期长达10到15年，将建成一个新的横店。
杨受成对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看好，他认为中国电影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定会超越好莱坞。
香港缩影
有很多关键词可以去形容杨受成这个矛盾体。他爱玩，为心爱东西敢于一掷千金，以1350万港币购得香港第9号车牌，创下当时世界纪录；
他是工作狂，每年只休假一两天，度假经常不超过三天，而且还觉得“刚刚好”，却又生出一个用80%时间来玩的“花花公子”杨其龙；他年轻时醉酒与女艺人开房，被前妻撞破，最终离婚。但前妻之后却回到他的集团公司打工。而他和现任妻子陆小曼数十年如一日，相处融洽；他对朋友讲义气，却又对子女苛刻，每六个月根据子女的表现修改一次遗嘱。他多行善举，却又曾因为朋友出头，被判妨碍司法公正，锒铛入狱九个月。
虚岁七十的这一年，杨受成自觉人生可以开始做个总结。而且很多当年身边的亲人朋友已经逐渐离开人世。特别是他的母亲陈银妹去世之后，他觉得自己生命之中最重要的见证人已经没有了。而他有时会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些事情需要问过老朋友才能确认是否发生过。
所以他决定找号称“香江第一笔”的文化人陶杰来为他写作一本自传，留作纪念。
尽管三顾茅庐，陶杰仍然坚辞不接。最终杨受成拿出当年争取欧米茄代理权的诚意，终于让陶杰开了金口，但与杨受成约法三章：
一、要坦白，不管好与坏都一定要真实，要讲出所有事实。
二、可审稿但不可改动。
三、可向书中人求证事实真伪。
杨受成满口答应。他和陶杰基本每周见面一次。陶杰说：“我一开始问他，《东周刊》的事你讲不讲，他说我讲。结果我问三件事他还要和我讲五件。这我就放心了。”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细节和心理活动描写。陶杰说这是因为杨受成讲故事很生动，很有画面感，而他也借鉴了《红楼梦》的写作方法，同时还采访杨受成很多朋友、员工，补足细节。加上陶杰自己也有早年香港的生活体验，他也把自己对时代的感受写进了这本书。在今年3月出版之时，除了应律师要求删去可能引起纠纷的人物名字与事件，其他方面杨受成只字未改。
陶杰说：“杨受成是香港的缩影，他在不同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反应手段，写出来很有意义。这本书不仅是杨受成的故事，更是香港的故事。
他的这本书，对很多人可以有启发，对中国要经历的时代也有启示。”
这本书将杨受成的精气神凝结为“争气”两字，以之为书名。这本书出版半年后，在新开业的香港诚品书店中排名第一，12月，中信出版社将发行内地版。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杨受成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从当年父亲苦心经营的“成安记”创立，到今天的英皇集团已经七十年了，几乎贯穿了杨受成的整个人生，也是两代移民见证的当代香港史。
B=《外滩画报》
Y=杨受成
“我最怀念1960年代初的香港”
B：你最喜欢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Y：人生每一日都是精彩的，我是很积极的人。每天起床我都觉得是新的开始，当然最开心的日子还是小时候，那时不知道世界这么丑恶和艰难。
B：但在你的自传里可以看到你小时候生活挺艰苦的。
Y：艰苦啊。但开心是分很多种的，我今天口袋里经常装着四五万块钱，但我未必开心。小时候很穷，生日的时候，妈妈跑去买三毛钱叉烧回来给我加菜，我已经很开心了。但今天我到大酒店吃大餐，开一瓶酒12万，但那种开心也不及三毛钱叉烧带来的快乐。就像我现在已经买了两架私人飞机，小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有飞机，有艘船已经不错了。但现在得到了又如何呢？不过是虚荣而已。所以还是小时候最开心。
B：你最怀念哪个时候的香港？
Y：我最怀念1960年代初的香港，那时我刚刚读书毕业，和爸爸借20万自己创业，后来拿到了欧米茄和劳力士的代理，我觉得自己很成功，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需要是“蓝血人”才可以办到，而我当时一个籍籍无名的22岁毛头小伙子竟然都可以办到。周围很多人都用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那种成功感是不能用文字去形容的喜悦。
B：今天香港同样有很多人才，但为什么很少人能够像你一样白手起家？
Y：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想着成功。我年轻时也想成功，但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但现在的大学生，100个中应该有60个想做投资银行业，因为成功很快，一入门就可以开法拉利，玩游艇，身边有漂亮女伴。我们那时根本不敢想这些。对我们来说，不要说车，就算有钱坐的士，已经是很豪华的生活了。现在的人想着一毕业就发财，一个月收入十万八万也未必能满足他的胃口，他想着一年起码要一千万，就变得没有那么实在。
B：这是不是一种时代病？
Y：是，因为人们被纵坏了。他们看到了别人的成功。我们那时的伙计每个月只有15、20块钱的工资，住的是木屋，抽中了政府徙置区的房子（编注：香港第一代出租公共房屋）就像中了马彩。现在文明发达了，但人们的要求完全不同了。
B：那你会怎么帮助解决这种问题，包括教育自己的子女？
Y：没办法改变。我们以前睡木板床，有架电风扇已经是奢侈的生活，更不要说冷气了。但现在他们会说，怎么可以没有司机呢？没有司机怎么生活呢？这已经是两个世界了。现在是一个相互比较的世界。像我很少出海的，每年夏天只出一两次海，但别人开一艘120英尺的游艇，你的是80英尺，你可能就觉得自卑了。世界已经变了。
B：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卑呢？
Y：我无所谓的，时代也改变了我，但我不会因为别人有120英尺的游艇，就去买130英尺，我只买我需要的，就像私人飞机。我不需要的东西我不用和别人斗。
“我信神鬼，但不迷信”
B：你参与制造了香港的“集体记忆”，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贡献么？
Y：我不敢说贡献，但我确实见证了香港的历史，这我就很开心了。从日据时代到1967年暴动、1997金融危机、互联网热潮及衰退、雷曼兄弟倒闭等等这些经历，大风大浪我都见过了。
B：你的自传中写到了陈伯的故事，他帮助你东山再起，但这些故事会不会让年轻人觉得成功也需要靠这些“高人”指点呢？
Y：陈伯当然帮助了我很多，他除了叫我“向西”、“向南”之外，还介绍了很多贵人给我，因为他人脉的关系，我认识了很多印尼的政界、银行家，做生意就方便了。我不可能坐在那里就等成功，我只是信有因果，有来世，我也信做违背良心的事会有报应。我以前怕鬼的，但我和那个“鬼”对话，鬼就走了。
B：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Y：我年轻时和前妻离婚，她带走了四个子女，佣人都带走了。当时我受了很大打击，很颓废，因为我很爱我前妻。我不上班，在屋里睡大觉，睡醒了就喝酒，喝醉了再睡，肚子饿了，自己下方便面，吃完看电视，看完睡不着，再喝酒。到了半夜，起身刷牙，望着镜子，觉得后面像有一个鬼，于是我就和它对话，我说我没有害过你，你为什么吓我。鬼也没有回答我。后来我就不怕鬼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并没有害过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信神鬼，但不迷信。
B：既然你信神鬼，那你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是不是要找高人看一下？
Y：如果是这样就迷信了。我不迷信。经常有风水先生和我说这里要改，那里要改，如果都照他们，建筑就变得三尖八角了，这样风水一定不好了。所以我觉得什么都在自己的脑子里。
“我一生做得太多”
B：内地很多人觉得你是香港娱乐圈大亨，你自己怎么看？
Y：我不是娱乐圈大亨，不过我们在香港的电影、唱片行业确实有重要的地位。谢霆锋、容祖儿、TWINS成名之后，很多人觉得英皇娱乐这个招牌很出名，也因为我和成龙的关系很好，他离开嘉禾之后，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和我合作的。因此让很多人感到英皇是香港很重要的娱乐公司。
B：你培养的明星里，最欣赏的男女明星是谁？
Y：当然是谢霆锋和容祖儿了。谢霆锋他是天生一个明星。容祖儿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好歌手，是自梅艳芳以来，最好的歌手。他们都是巨星。
B：如果你旗下的艺人出了状况，比如阿娇的“艳照门”事件，你们怎么应对？
Y：英皇的文化很有凝聚力，我们是很团结的。有任何一个人出事，我们全班人出去撑他，帮助她渡过难关。
B：你还记得当时具体的情形吗？
Y：记得。当时是年三十晚网上出了一张艳照，年初一网上流传了，年初二确认了那些照片涉及阿娇。当时记者问我，我还说现在科技这么厉害，粘一个头像上去就行了。后来又有几个相熟的记者和我说，杨生，这件事是真的啊。我就找霍汶希，让她找阿娇，一问，阿娇认了。那时是年初二，我们就集合了所有人，到英皇骏景酒店开会应对危机。最终好运地解决了。
B：《东周刊》停刊也是一件好的危机处理案例？
Y：《东周刊》事件是一个极度危机的时刻。停刊是它最好的方式。如果我不停刊，我怕这把火会烧及集团其他产业。这对我来说是不公道的，但我没有怨气。我只是一个投资人，编辑部是独立的，我平时不干涉。编辑部拿到那张照片，觉得是宝，不会告诉老板的。如果我知道了，我和刘嘉玲是那么好的朋友，肯定不会让他们出。结果这件事刚好出在好朋友身上，刘嘉玲、梁朝伟都对我生气，全世界骂我。当时的标题是“天地不容”，我多冤枉。但我没有怨言，永久停刊是最好的办法。
B：你责怪过总编辑吗？
Y：不能责怪，律师说没有法律问题，没有人可以告倒你。但是道德有问题，不应该登。我觉得我没有选错编辑，而是他决定错了。
B：你最后悔人生中的哪件事？
Y：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读大学，当时的环境没办法令我读大学，家里没钱。如果我读了大学，今天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其实我还可以读工余大学，但我没有去读，这是令我后悔的事。
我的人生哲学是拼命工作拼命玩。我教我大儿子说，你用80%的时间做事，20%的时间玩，肯定能成功。不过他是用80%的时间在玩。可能五十年后，我和他在天堂相见，我会握住他的手说，儿子你是对的，我一生做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