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陶瓷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潮州先民已能制作出印刻纹饰精美的硬软质陶器。唐代已从制陶发展到制瓷，并形成相当规模。到了宋代，已能大量生产精致的陶瓷工艺品并销往东南亚。现存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窑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清时期，潮州的陶瓷基地以九村、高陂、枫溪为中心，生产规模日益壮大，至近现代，以枫溪、饶平为代表的瓷产区陶瓷工艺日臻精巧，并逐步形成日用瓷、陈设瓷、精陶及艺术瓷等门类，产品远销海内外，成为当代“中国瓷都”。

　　广义上的潮州窑，指的是唐宋以来在潮州地区(包括目前的汕头、潮州、揭阳、梅州等粤东行政区域)广泛分布的主要为外销而生产，并在瓷器的制作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共性和延续性的窑址及其产品。潮州窑的瓷器主要有以色釉、青花、彩绘和雕塑等装饰工艺生产的日用器和陈设器，以日用器为大宗。烧造工艺上呈现出以草为燃料的龙窑。潮州窑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销瓷生产规模最大的窑场之一，其产品自唐宋以来大量销往日本、朝鲜及东亚、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从潮州的陶瓷发展史看，唐代之前、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及近代是潮州窑发展的四个重要时期。

　　一、唐代之前的潮州陶瓷

　　从象山文化、陈桥文化、虎头埔文化及浮滨文化等文化类型的发现，印证早在几千年以前，潮州的许多地方还是古海湾，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利用石头及动物骨头磨制各种用以捕猎取食等活动的工具。沿海的原始居民利用海洋进行捕鱼、拾贝，作为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这些废弃的贝壳经长年累月而堆积如山，成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人类祖先活动的贝丘文化遗址。据考古资料记载：1957年，在潮州城西约2公里的陈桥村沟北发现的陈桥贝丘遗址，里面全部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其中以赫红色粗砂陶为典型。

　　1982年10月，广东省文博部门，在位于普宁县流沙镇广太墟的虎头埔(山岗)上，发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窑15座。出土器物共2000余件，主要是陶器和陶片，陶胎含有少量细沙，胎质呈青灰、橙黄、橙红三色，以青灰色陶数量最多，火候也最高。陶器外壁通体拍印花纹，腹部及肩部多饰有一至四道堆贴弦纹，纹饰主要有条纹、间断条纹、长方格纹、曲尺纹、圆圈纹、圈线纹、叶脉纹、编织纹等。虎头埔陶窑群是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重要的陶器制造窑场。

　　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饶平县浮滨和联饶，发掘了21座商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300多件施酱黄釉和酱黑釉陶器的随葬品，其中有很多造型别致的陶器，如长颈陶罐、带把流口壶以及豆、盆、钵、瓶、杯、尊等160多件。器物的质地为泥质陶和类砂陶，纹饰有条纹、方格纹、绳纹和编织纹，也有一些器物划刻着几何图型。其中有的器物很高大，长颈大口陶尊最高的超过67厘米，这次考古发现的器物别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文化内涵尚未全面被人们所认识，考古界将这一遗址及其器物命名为“浮滨文化”。

　　从广东省文博部门1953年至1986年期间对潮州城区的发掘、考证情况可知，其时潮州四郊遍布窑场，辖属各县也都有古窑址。潮州南郊有洪厝埠窑、竹园墩窑、西郊有凤山，北郊有田东园、窑上埠、瓮片山、北堤头、竹竿山、象鼻山等古窑址。这些古窑造型以马蹄形和半椭形为主，窑炉长度五至七米不等，基本保存有窑门、火膛、窑床、窑后壁和烟道等部分。出土的产品有碗、碟、壶、罐、盒，比较成熟的产品有青釉玉壁足碗，青釉二耳圈足罐、二耳壶、把壶等，这些产品施釉及足，胎骨稍厚，火候略低，制作工艺趋于成熟。

　　1982年11月，广东省博物馆对梅县水车镇瓦坑口、罗屋坑及南口崇芳山等地进行发掘，发现有唐代青釉瓷一批，专家将发掘地称为水车窑，从窑址出土的主要器型有碗、碟、盘、杯、壶、罐、炉、砚、水钵、瓶等。其胎体厚重，胎色为灰和灰白，胎质疏松、坚实均有，较好的器物内外均施一层很厚的青黄色玻璃釉，釉色晶莹似玉，有细密的开片纹。水车窑产品除供当地民用外，主要通过韩江等运销至各地。

　　二、宋元时期的潮州陶瓷

　　最能代表宋代潮州陶瓷生产水平的首数笔架山窑。笔架山窑是我国宋代青白瓷窑系中的一个重要窑场。该窑场地处潮州城区韩江东岸，称“水东窑”。笔架山从南至北长约2公里，有大小窑灶近百个，因所产瓷器胎质洁白，而称为“白窑村”。

　　1958年至1986年，广东省和潮州市的文博部门先后对笔架山古窑址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共发掘出11条古窑。其中10号龙窑残长79.5米，其长度是国内同期罕见的。从窑址中出土的一批日用瓷器和大量烧窑用的匣钵可知，笔架山窑生产的瓷器有碗、盏、盆、钵、盘、碟、杯、灯、炉、瓶、壶、罐、盂、粉盒、水注、人像、佛像、军持、动物玩具等多种器型；产品胎质灰白致密；胎色可分为白色、灰白色、灰色(白中泛青)、灰黄色和红黄色，釉色可分为白釉、青白釉、青釉、黄釉和酱褐釉等。在已出土的北宋笔架山窑的产品中，最具文物价值的应是佛像。

　　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文博部门对大埔三河坝元代窑址进行调查、整理，出土大量的青釉瓷器。

　　三、明清时期的潮州陶瓷

　　明代，潮州城西的西厢(统四村：枫溪、池湖、古板头、蔡西陇)一带，及饶平县九村、大埔县(1965年分割由梅州市管辖)高陂，是潮州陶瓷的主产区。

　　根据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立的《西厢陶工碑》载：“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火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概答应……”可知西厢枫溪窑生产的瓷器，为上司、潮州府、海阳县等各个衙门指定使用；其次，是春秋二祭、府县军务、考校等的用瓷。

　　明代政府实施“海禁”，沿海边民“片板不得出海”。嘉靖之后，潮州的高陂、九村、东溪一带乡民于深山老林建龙窑烧造青花瓷器，产品通过海上武装集团外销。九村的制瓷技术据说于明代由江西窑工传入，九村的青花瓷产品主要有碗、盘、碟，其次是罐、壶、灯、炉、瓶等；高陂位于韩江上游沿江，水路交通方便，船只下行可沿韩江下游从樟林港出海，九村与高陂相距二十多公里的山路，即九村通过高陂同样可通航出海。二窑采用的瓷土成分接近，技法相同，故产品特征也相当接近；惠来东溪窑，产品主要为青瓷及青花瓷，器型较多，有各式碗、杯、碟、盖罐等，纹饰繁多。在窑址采集物中发现有确切纪年款的残碗，可初步推断东溪窑创烧于明中期，天启年间为盛烧期，至清中期基本停烧。
　　清代的枫溪窑，康熙时期的陶瓷商号已有三十多家。产品除白釉瓷、仿哥釉瓷外，彩绘瓷发展较快，有釉下青花和釉上新彩(俗称小窑彩)。工夫茶具在清中后期也得到发展，红陶茶壶、薄锅仔等茶具品种多，产量大。
　　四、近代的潮州陶瓷
　　据1949年编的《潮州志》上称：“陶瓷亦潮州土产之一大宗”，“产地以大埔之高陂、潮安之枫溪最多；次之为饶平上饶之九村。”“高陂产品之精美，为潮州冠”，“枫溪产出数量长于高陂”，“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之外，运销出口尤多，计至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群岛等处。”

　　1860年1月1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清政府被迫开放汕头为通商口岸后，经汕头外销的土特产等货物中，潮州陶瓷占很大的比例。潮州属下的枫溪、高陂、九村和府城内是潮州陶瓷的主产地，其外销的产品各具特色。高陂、九村以青花瓷为主，府城内以釉上五彩(潮彩)为主，而枫溪的陶瓷产品主要有大窑五彩、青花、色釉和雕塑瓷等，不仅品种多，而且外销数量最大。

　　清末民国，枫溪已有多家专业彩馆，利用新的彩料进行生产，当时的彩料来源有国外、广州和当地生产。装饰方法有别于传统的釉上古彩、粉彩而称为新彩。由于受西方洋瓷影响和国外市场需要，民国初期，在当地能人以及海外潮商的引领下，促进枫溪窑业的产品创新和对外销售，采用进口色料进行彩绘，创烧了枫溪大窑五彩，还有观音、弥勒佛等雕塑瓷以及洋式日用瓷等产品，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丰富的品种，巨大的产量促使产品在市场更有竞争力，产品通过汕头、香港销往东南亚一带，使枫溪瓷饮誉海内外，为瓷乡带来颇丰的经济效益。至抗战前，枫溪较为知名的作坊有如合、荣利、陶真玉等十多家，中小作坊200多家；高陂周围村落有窑达400多座，生产的青花及红绿彩日用瓷通过韩江从汕头港外销，枫溪、高陂陶瓷年销售额达到500多万。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入潮州，海路被封锁，潮瓷销售一败涂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流散于各地的瓷区人员陆续回到故里，着手于重建家园及恢复陶瓷生产，随着海上交通的恢复，汕头、香港等地相继重组瓷商公会，对外贸易得到逐步发展。

　　1948年之后，由于政局动荡、通货膨胀、金融混乱，潮瓷贸易再次受到致命打击。大多数业户无法维持经营，一些业户歇业或迁移海外谋求生存。

　　综上可知，潮州地处华南沿海，自古以来，因人多地少，田不足耕，民多以出海贸易为生，当国家政局稳定，沿海乡民便活跃于海上贸易。潮州陶瓷历史悠久，一直以来是潮州重要的手工业，外贸的发展，自然推动窑业兴旺。从历代潮州窑的生产经营，与海外潮人的创业史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