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生于潮阳，1984年来到深圳考察，1985年到深圳投资。现为香港达成、佳宁娜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市政协常委等职。曾获世界华人杰出奖、2003年度和2009年度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铜紫荆星章、银紫荆星章以及深圳市荣誉市民等荣誉。
述时间：2014年6月18日下午口述地点：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佳宁娜友谊广场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赖丽思实习生贺卉庄楠楠胡美霞前期统筹：越众文化郭倩后期统筹：赖丽思
我7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因为家境清贫，15岁开始辍学闯荡天下，在服装业一路打拼。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除了港澳外，还在7个国家设立了生产基地，组建起了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副料的香港达成集团，产品抢滩欧美市场。
虽然我的生意做得很大，在香港小有名气，人称“牛仔裤大王”，但因身份的问题，我有时感到没有尊严。记得第一次去英国时，入境要填表，我填我是“中国人”，结果海关的人瞥了我一眼，问：“中国哪里？”我说：“香港。”他说：“你把‘中国’划掉，写‘无国籍’，再写‘香港。”那一刻，我羞愤难当，心想：“太侮辱人！太不像话了！”但又很无奈：“国家不富强，到外面都抬不起头来。”
从小到大，父母都教育我要爱国爱家乡。当改革的春风唤醒沉寂多年的神州大地，我随父母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土。在家乡潮阳，我看到父老乡亲的贫苦和拮据，无法不动容。我当即捐资100万港元，修了一条路、建了一所小学、办了一座自来水厂。
其实我深知，单纯捐款并不是最佳选择，长远之道应该是投资兴业，引进新科技和新管理，从而促进就业，实现脱贫致富，不仅能助力祖国拉动经济发展，还能将盈利再投入再生产和公益事业……于我而言，这才是回馈祖国的最好方式。
但作为港商，因为政策的原因，回内地投资当时还受到诸多的限制，该从哪里开始爱国投资的第一站呢？经过实地考察和综合考量后，答案已见分晓：毗邻香港、有改革开放平台的深圳经济特区。
港督到深点名要看我的厂
我第一次到深圳考察是在1984年底，在深入了解这里的投资环境与政策后，我当即决定将香港的纺织印染到制作成衣等一条龙的流水线搬过来。由于不能独资，我与国内的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在南头买了7万平方米土地，斥资500万港元建设大型服装加工厂。1985年，第一期厂房落成并安装了设备后，正式开始投产。由于投资的势头喜人，到了第二年，我又追加资金达3000多万港元。
1988年的一天，我接到市里面的通知，说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访问深圳，指明说“要看马介璋的厂”。其实港督说这话时，深圳市政府还不知道我是谁，也是多方打听，才找到了我，并嘱咐道：“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
第二天一早，港督一行坐船从香港到了蛇口，在时任副市长李广镇的陪同下，来参观我的工厂。我特意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酒会以示欢迎。
港督只来半天，行程当中要看的企业只有两个，第一个参观点就是我的工厂，这让我受宠若惊。此前我从未把来深圳投资的事告知香港政府，在陪同港督参观时，我疑惑地问：“您怎么会想到来参观我的工厂？”他说：“我还是很关注你的，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投资？”我说：“在香港搞工业，成本比较高，出口到国际市场后，竞争力被削弱了，所以我必须回到内地投资。”他点了点头，说：“你的想法很好。我相信在未来，深圳在工业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后劲，对你公司将来的发展很有帮助。”我们又聊了其他一些事情，他在我的工厂逗留了将近40分钟，才去了下一个点。
港督那番话，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第一步棋是走对了，尽管在实际当中并非事事顺心——例如当时的工人虽不难请，但请来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文化水平，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训练他们的素质以及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此外，因为我们是来料加工厂，在原材料进口报关以及成品出口上的手续都比较繁琐，但也只能“入乡随俗”，尽力去克服这些难题。
打造“深圳版”潮菜大酒楼
在我来深圳之前，我的事业版图已经超出了服装领域，不失时机地将触角伸入了餐饮业。1983年，我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佳宁娜大酒楼，在装修、卫生、管理与服务方面均与世界接轨，例如高薪礼聘名厨主理，对我的家乡菜——潮州菜肴的“色、香、味、形、器”等方面精益求精。
开业后果然大受欢迎，食客如过江之鲫，我乘势在香港又开了第二家潮州酒楼。至于为什么叫“佳宁娜”？其实这个牌子是我买过来的，因为音近潮州话“胶己人”（自己人），我觉得还不错，就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
当我来到深圳后，发现虽然不缺吃饭的地方，但一般的食肆规模小、品质差，高档的、有品位的餐饮场所寥寥无几，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商机，我决定将香港的佳宁娜潮菜大酒楼引进深圳。
1988年，我在刚落成的深圳晶都酒店，开办了内地第一家大型外资潮州菜酒楼——深圳佳宁娜大酒楼，从店铺装修到菜品等标准，与香港的佳宁娜酒楼一碗水端平。
我记得晶都店还在装修时，市里的领导来参观，好心地劝我：“你搞得那么高档，到时恐怕没有人能消费得起。”我信心十足地说：“深圳这个地方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好多外商进来后，连一个高级一点的消费场所都找不到。如果我做成功的话，就会有很多人来参考，当作一个模范。”
果不其然，佳宁娜晶都店一开业，生意非常火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人民南路斥资10亿港元，打造了深圳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大型的商业广场——佳宁娜友谊广场。广场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整个大厦由四座塔楼组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休闲、娱乐于一体。
其实在当时，今日繁华的罗湖商圈并未发育成形。不少人觉得火车站周边虽然人流集中，但环境脏乱差，低档的宾馆酒店或许可以生存，但高档的项目风险太大。但我还是那句话：“我对深圳的发展有信心。”
十年后，随着地铁的开通、政府对火车站广场以及人民南路的改造，周边的大型商场如雨后春笋一般冒起，而佳宁娜友谊广场的价值也一路飙升。
在佳宁娜友谊广场建好后，佳宁娜大酒楼广场店随之开业，此后相继在北京、武汉等十几个国内的城市开设分店，并且还开到了泰国和温哥华等海外城市，成为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并首开了潮菜品牌连锁的先河。
推进深圳社团的建设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不少港商看我搞完工业投资又开始做商业投资，也纷纷来深圳淘金，深圳政府认为我起到了带头作用，对我十分关心。我认为取之于社会，也应该用之于社会。因此，除了加大手笔投资特区外，我很想为深圳的发展做些直接的贡献。
1989年，有一次跟市政府的领导聊天时，我提到：“深圳发展得那么快，人口势必越来越多，人的文化水平也会提高，思路也会转变。城市如果想要更好地发展，除了有政府发挥职能外，还需要发动民间的力量，例如成立一些社团、协会。”
他们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但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放开社会团体的创立，如果要试水完全民间性质的社团，他们问我应该从哪个领域切入？我说：“要不先成立一个非官方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我们一拍即合。在制订协会章程时，我又提出了许多有关香港社会社团的运作规则，以供参考。协会成立后，由于我是外资，按照章程，不能出任会长，市里派出时任副市长朱悦宁担任会长，我担任常务副会长。
尽管有市领导挂任会长，但由于是民间组织，经费需要自筹。当时我除了出钱、出地方，还出了一部车给协会办公。为了使协会能有长远的发展，我又提议说：“需要有适合的人来驻会办事、当秘书长，主管协会的运营。”
为此，朱悦宁副市长专门从北京请来郭小慧和王丹亚。他们二位来了之后，非常尽心尽力，再加上政府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协会逐渐成为了政府与外商之间沟通的不二桥梁。直到今天，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仍然是深圳市培育民间组织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除了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外，我还是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会（现为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我来深圳后，目睹在特区初创时期，由于公安力量不足导致治安失序，影响到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因此我向时任公安局局长梁达均建议，可以成立一个社会治安基金会，动员民间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治安的维护，奖励褒扬见义勇为、立功的人员和单位；如果警务人员因公伤残甚至殉职，还可以由基金会出抚恤金（当时国家和政府比较穷，他们从机关拿到的赔偿金也不多）。
1992年元月，深圳市社会治安基金会正式成立。除了我个人捐资200万元（人民币）外，为了协助基金会募资，我先后还牵头搞了3次活动，邀请当时香港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以及徐小凤等大腕来表演，最后共募得3000多万元（人民币）。
当了24年政协委员
自1984年到深圳考察建厂算起，我来深圳已经30年，其中有24年我都是政协委员。1990年12月，深圳市政协成立时，我被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还先后担任了深圳市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三来一补”的加工业还是深圳的主要支柱产业时，我就意识到，深圳作为后起之秀，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香港走过的弯路，应该注意发展高科技产业。当时我还就此话题，在电视上和其他政协委员进行深入探讨。我很高兴我的建言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变成了现实——如今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了深圳闪亮的名片之一。
香港回归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曾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因此，我大胆提出了“向大陆游客开放香港自由行，以刺激香港的旅游业”以及“内地实施零关税进口香港商品”等建议，当时的人觉得匪夷所思，但近些年，自由行经过试点后，已经全面放开；部分进口的商品也实现了关税减免。
从十几年前开始，我多次就“加强深港合作，两地优势互补”进行了建言献策，例如建议将深圳的物流、货币流与香港对接，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议过关手续化繁为简，将“两地两检”改为“一地两检”；建议让香港人可以拥有深圳身份证，自由进出，促进人才的交流……到今天，“深港一体化”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此外，我还写过很多有关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的提案。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在公共事业当中？我的答案是：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很在乎我的国家怎样发展，我很重视我们中国人民未来的发展和素质，所以我有这一点爱心。虽然我在这里投资是在商言商，希望能够把事业发展好，但是我也需要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者发现有什么更好的途径，当然应该积极反映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
而除了我之外，我们一家都积极参与各级的政治协商的工作——我的亲家、被称为“玩具大王”的蔡志明是全国政协委员，我的弟弟马介钦是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有我的大儿子马鸿铭、我的儿媳妇蔡加敏都是深圳市政协常委，我的小儿子马鸿文是湖南省政协委员。能为国家为人民鼓与呼，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我们很珍惜，也很自豪。
尽己所能去做公益
1991年，达成集团以及旗下的佳宁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在2009年金融风暴来临之前，我中止了达成集团的纺织业务；2013年，集团易名为佳宁娜控股有限公司，截至今日，集团的业务已经由饮食业拓展到房地产开发业、酒店业以及休闲娱乐业等，实现了多元化经营，例如我是“华南城”国际物流基地的发起股东之一。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化，我在国内投资的范围以深圳为原点，走向了其他省市。
闲暇时回首这跨过罗湖桥的30年，我也不能说没有遗憾。说老实话，我觉得自己来得太早了。当时特区初创，两地的投资政策、文化体制不同，在不少侨商还处于观望时，我闯了进来，所以一路上也是磕磕碰碰，时而会感到孤独。
我记得1988年，我在深圳的投资已达到了8000万港元。跟一位市领导聊天时，他问我：“是不是从深圳的银行贷的款？”我说：“我们作为外资，在深圳根本贷不到钱，每一分都是从香港汇过来。”他很高兴地说：“我最喜欢你这种投资者了。”
另外，当年因为商业体制不完善，法律不够健全，人的意识和素质等方面还不如香港，所以好多事派员工去办根本办不成，得自己亲自一个个跑，比较辛苦。
而且当时国家的政策还不稳定，有些事明明已经获得政府的批准，连批文都拿到了，但最后国家出台新的政策后，又“一刀切”，说不许做了。所以我会瞻前顾后，步子一度不敢迈得太大，也错失了一些良机。
不过特区领导的工作作风非常好，当时遇到一些困难时，市领导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外商解决，而历届的领导对我的企业和我本人都很关心和支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从不完善向逐步完善方向进化的，深圳经济特区也是如此，我来得比较早，所以算是见证了它蜕变的全程。从一开始，由于外部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就做好我自己——搞好自己的投资的同时，还量力而行去做公益，除了在我的家乡和香港几十年如一日做好慈善工作外，还向全国各地捐款赈灾、兴建学校以及参与深圳市政府主导的对口扶贫等等，所以我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得到了很多认可，例如两次获得了时任香港特首颁发的紫荆勋章，我还是汕头和深圳的“荣誉市民”。
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身体还很健康，如果有机会，只要是对国家对地区有益的事情，比如公益事业等，我还会去做，一如既往，尽我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