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什么样子？就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

国学大师饶宗颐以旷世之才，文通六国，学富五车，堪为一代鸿儒。
——香港特首曾荫权

饶公继承了我们传统文化最精致典雅的一部分。他研究之广、学问之深，古今一人而已。
——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

富人易求，大师难得。
——著名爱国实业家、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


    香港所有高校联手为大师贺寿

    2006年12月13日晚，香港的主角是一位九秩学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华人首富李嘉诚、学界名流、知名作家……全都甘当陪衬——在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之际，舞台灯光为他而聚焦。

    所有孤灯独坐、皓首穷经的日子都退隐到幕后，他与等身著作相伴而来，走到盛宴中央，拱手一揖，对众人说：“无量感恩！”
因为他，来自国际汉学界的权威——汪德迈（法国）、白春晖（印度）、柳存仁（澳洲）、田仲一成（日本）……来自内地和香港国学界的百余英才，到此全都只有同一个身份：后辈晚学。

    因为他，香港九所高校首次联手行动，举办“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为这位国际汉学大师所涉及的古文字学、上古文献、考古学与上古史、文化交流史、敦煌学、历史学、潮学、宗教、艺术、古典文学等九大学术领域，召集海内外学者展开学术探讨和交流。香港所有高校联合为一位国宝级和世界级的学术巨人贺寿，如此盛举在历史上为首次，由此亦可知饶先生在中国学界以及在世界汉学界的崇高位置。

    学问之深古今一人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是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钱去世以后，又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这位被钱钟书称为“旷世奇才”的潮籍学者，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潮州，后移居香港，游学于世界各地，其在敦煌学、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填补海外汉学界的扛鼎之作，被誉为“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

    从潮州首富之家走出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学术界爱将他和季羡林并提为“北季南饶”，但广东人喜欢将他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说他俩代表了当今潮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最高成就。今天的李嘉诚是潮人首富，可是在90年前，饶宗颐出生时的饶家却是潮州首富。钟鸣鼎食之家很容易造就出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饶宗颐却是个例外。由首富之家走出国学大师，饶宗颐本身成就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同时身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许嘉璐说：中华文化什么样子？就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

    香港特首曾荫权说：国学大师饶宗颐以旷世之才，文通六国，学富五车，堪为一代鸿儒。

    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说：饶公继承了我们传统文化最精致典雅的一部分。他研究之广、学问之深，古今一人而已。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今天出席盛会的都是重要领导和社会贤达，显示了大家对饶教授的爱戴和敬重，以及对文化创造者的推崇。饶先生到九十高龄还保持赤子之心，不断求知、创新，这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学之道。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说：我83岁了，从澳大利亚赶来祝寿。我与饶公相识多年，抗战时期都避难在广西蒙山，我跟他学了几个月小学（即古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诗词方面等受益良多，后来我的武侠小说里写些诗词还是从他那里汲取了养分。

    82岁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说：40多年前，我就成为饶先生的学生。饶先生不但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熟悉，兴趣还延伸到西方各国文化。很多法国汉学学者正是因为他，引发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广博兴趣，特别是在敦煌学方面。我希望还能来参加他的百岁寿辰庆典，祝他健康。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潮州颐园为大师而建

    其实，从2006年年初起，各项庆贺饶先生九十寿诞的活动如展览、出版和学术研究活动便陆续展开。12月中旬，在饶先生的家乡潮州，也准备了隆重的贺寿庆典，最大的礼品是新落成的饶宗颐学术馆。

    12月18日上午，潮州古城东门楼处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国学大师饶宗颐在自己的90岁大寿之际获得了潮州市委市政府的一份特殊厚礼，该市耗资约4000万元建成的饶宗颐学术馆新馆“颐园”开馆落成。在威风凛凛的潮州大锣鼓声中，饶宗颐学术馆前欢声笑语，来自海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等多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落成庆典上，潮州市副市长陈建新宣读了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的贺信，也传达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的祝贺。著名爱国实业家、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一句“富人易求，大师难得”，高度评价了饶宗颐先生在潮汕文化中重要特殊的地位。

    “姑苏香腐”让他六岁扬名

    “季羡林先生曾对饶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有过一篇介绍性文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
所有领域，被学界誉为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饶先生名“宗颐”，父亲饶锷为他取这名字，是要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大富之家，早年家有藏书楼“天啸楼”，藏书以10万计，这使他从小在诗书画的环境中受到父亲和名师的教导。他5岁读古典小说，从名师习书法；7岁写《后封神》；8岁读《通鉴纲目》；9岁学经史佛典；11岁学绘画……20岁前，已把香港新垦书局出的新书全部读完。饶氏族人津津乐道于他6岁时的一件逸事：当年家乡一位文坛耆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唐诗一句，他当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一时传为佳话。

    “饶先生15岁时继承父亲遗志，续修《潮州艺文志》，直到2005年，由他任总纂的《潮州志》重新编印刊行，花时75年。

    “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介绍，饶先生至今著作约70余种，论文超过五百篇。近十余年来，内地也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老子想尔注校正》、《梵学集》、《汉字树》等。

    “九十高龄的饶先生现在每天都写字、画画。他又选定了两个系列的重大选题，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一个是《补资治通鉴研究》，并邀集海内外学者合力攻关，最后由饶先生统筹定稿。现在两个系列已有20本专著在台湾出版，内地也同时出版了一部分。

    “师承学术巨子 触角遍及各个领域

    “饶宗颐先生以中学肄业的学历走上学术道路。关于学术成就，他说：“我的学问首先是受了沈寐叟先生的影响。”

    “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说，沈曾植（寐叟）先生是晚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是清末民初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对话的少数前驱人物，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力。“他影响了从王国维直至饶宗颐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学者”。

    “还有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个是清儒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

    “饶宗颐的治学特点是喜欢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以及在宗教史、艺术史、文学、梵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课题上都表现了首创精神。

    “饶先生是这样表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的：“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是沿袭而已。”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一生最能出成果的30年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在法、美、英等国际汉学界大环境中，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到印度等地作实地考察，从而得以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由于始终把根扎在香港，使他可以近距离了解内地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和文化新思潮，文化的血脉没有割断。


    “饶宗颐 与媒体对话

    “1935年，18岁的饶宗颐完成了父亲饶锷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自此，他便从“天啸楼”的天地中来到宅外的世界，20岁出头就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那时，中山大学因为日军南侵，已经迁到云南。赴滇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战乱让他失去了“天啸楼”的藏书，却因此在香港遇到了大力资助他的儒商方继仁。饶宗颐从1952年到1968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又遇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系主任林仰山。饶公不仅学富五车，还精通琴、书、画，不仅精通中英今古文，也精通甲骨文、象形文、梵文、希伯莱文、波斯文等，被称为“国学”领域最后一位“集大成”者。

    “这位“集大成”者却始终是“大隐隐于市”。用“大隐于市一鸿儒”来形容在平常日子里的饶宗颐先生，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

    “当然，作为一代大师，也不乏与媒体的精辟对话。通过这些对话，我们也可以了解大师成长、治学的一些碎片。

    “饶家还是一个文化世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潮州首富的饶家当时是怎样的鼎盛？

饶（以下简称“饶”）：我的祖父有四兄弟，每个人都开了发行钱票的银庄。当时海外大量的侨汇和国内的军饷都是通过潮州饶家的银庄周转的，所以饶家有两三代都是潮州首富。饶家其实还是一个文化世家。

    “家族文化的熏陶很重要

记：“三代出一贵族”，这句话如果放在您身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饶家几代财富的积累使您这一代具备了成为精神贵族的可能？

饶：是有这样的原因。我父亲的“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这是一个小图书馆，我自己可以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玩，不管懂不懂也就在那里逛。所以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另外，家族文化空气的熏陶也很重要，我父亲交往的都是些当地的文化人，他们成立了诗社，常在我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这其中有后来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詹安泰，他当时是金山中学的教师。

    “家财散去原为治学

记：像您那么早就开始进入做学问的状态，家族的钱庄经营怎么办？

饶：我的父亲在我16岁时辞世。我是长子，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一件做得好的，就是能够把他的学术延续下来，但是生意我就没办法管了，所以在我手上，家财慢慢地散了。

    “关于“家学渊源”

记：过去中国人做学问很讲究“家学渊源”，您从家学里面得到过什么？

饶：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个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家学，就没有您今天这样渊博的学问？

饶：是的，我15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四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如果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国学功底会更扎实。

记：您本人是不是私塾教育的成功例子？

饶：其实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要做到像王国维那一代人那样的学贯中西，旧学底子很重要，现代学校教育也不可缺少。

    “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记：前几年北京大学办了“文史哲综合试验班”，随后武汉大学也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的办了“国学班”。您觉得像您这样的家学有可能在现代的教育方式中获得吗？

饶：文学是最难训练的。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现在的学生写一本书没问题，让他写首古诗却不会写。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国学研究没办法突破。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国学熏陶几近于零很可惜

记：您被认为是最后一名集大成者，学问以外，古琴和书画造诣也非常深，我觉得这在现代学校的教育中很难实现。

饶：古人治学，琴棋书画都有很大关系，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我对书画的兴趣在很小时候就被父亲培养起来了。现在家庭教育的断层，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熏陶方面几近于零，很可惜。
不担心学问会中断

记：您作为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有没有人能够继承您这么多的学问？

饶：我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继承我的学问研究，这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不过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繁荣，真正做学问的人很多，我不担心学问会中断。但是像我这样做学问的人就不一定会有，因为那么“傻”地去钻研一些连很多专家看起来都觉得无聊的问题究竟干什么？又没有钱赚。

    “搞学问是一种乐趣

记：您从5岁开始接触学问，到现在80多年，这过程中会觉得枯燥吗？

饶：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了解世界汉学是“缘分”

记：我们认真研究了先生的学术年表，又去作了一些对比，感觉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不像国内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一心做学问。所以想请先生谈一谈看法，就是学术环境对于一个学人的重要性。

饶：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有怀疑精神才能做学问

记：说到《古史辨》，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看法。《古史辨》的思想基础是“疑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并以“疑古”精神研究古史。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他写了一篇《走出疑古时代》的文章，对“疑古”观提出质疑，在内地学界引起一场论战。您对这事怎么看？

饶：这件事情我知道，近代中国100年的学术史都在我的脑袋里。我跟学勤是老朋友，他的《走出疑古时代》我也看了，他批评“疑古”，我觉得比较激烈了一点。因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我最欣赏季羡林讲我的学问时，有一句话：“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最中我的心意。“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因为古代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人家讲得不对我们就要怀疑，文献记载不清楚，矛盾太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今天还在疑古，因为很多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今天出了很多新东西，但也出了很多新问题，有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当然没有旧材料就没有办法解释新材料，可是旧材料有太多矛盾，如何把它理清楚？永远也理不清楚。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中国文化最好部分是“隐”

记：您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饶：我觉得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饶宗颐 与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如今，人们不禁感叹饶先生不平凡的海外治学经历。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在法、英、美、日等国，接触到了大量从中国流失于海外的遗文、书画、金石、甲骨文，其中包括100年前经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之手，从敦煌藏经洞流失的文物。他紧紧抓住得来不易的机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在一纸一页、一甲（甲骨文）一石（金石）中开拓出了汉学研究的全新天地——在法国

    “敦煌遗书中发现“张天师”，掀起汉学界的道教狂热

    “1956年，饶宗颐先生赴巴黎出席第九届国际汉学会议，开始接触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海外文物数量庞大，要从中发现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既需要深厚的学养，还需独具慧眼。他在斯坦因掠走的敦煌遗书中一件件翻阅，发现了敦煌千佛洞的旧藏卷子《想尔注》。《想尔注》为道教宝典，当时被认为已经失传。

    “由于这一发现，饶先生于当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全文录出了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同时，饶先生还论证了《想尔注》为张天师所作，为道教原始思想的探源贡献了重要观点。此后饶先生还利用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材料，作《四论想尔注》，使学说更为坚实。

    “《老子想尔注校笺》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人对道教研究的兴趣，后来发展为汉学界的道教狂热。这本书成为法国巴黎大学东方学院道教史研究班的教材。

    “在唐代，吐蕃曾发生过一场中国僧人与波罗门僧人关于佛教教义的辩论，但是汉文史籍中没有关于这场辩论的记载。饶先生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唐人王锡撰写的《顿悟大乘政理决》记述了这场辩论。这篇记叙有两个写本，饶先生将两个写本作了校勘，撰写了两篇论文，证实了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同时，还根据写本传递的信息，论定了吐蕃占领敦煌的年代。

    “在英国

    “私人大手笔购得一套胶卷，从6000余件微缩胶卷中梳理珍贵秘籍

    “1957年，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6000余件微缩胶卷，饶宗颐先生购得一份。以私人身份购得这套胶卷，他是惟一的一个。

    “他从中梳理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 他还通过敦煌遗书对书、画、佛教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学者荣新江先生认为，许多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可是饶先生于此之外还将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重要研究材料辑出。《敦煌白画》一书，对中国画史的论述贡献良多。

    “音乐书法

    “慧眼独具发掘“书法大家”，敦煌音乐遗文中整理出《敦煌曲》

    “1964年和1974年，饶先生两度逗留巴黎，遍览伯希和携走之敦煌藏经洞宝藏，从中选出152件书法精品，辑成共29册的《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在每册解说中，饶先生不仅揭示出敦煌书法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获得许多新的发现。

    “对于《敦煌书法丛刊》的价值，学者周绍良先生认为，可入妙品以上者，“奚止二三百品”，且不亚于同时期的书法大家。他举例说，如《众经别录》的书法，“后世的赵孟（目言川）未必能抗手”；王老子写的《尚书》残卷，“笔若悬针，刚劲固不下于柳公权”；《汉书·王莽传》写本，“书法整饬遒丽，可与虞世南书法颉颃”；《春秋谷梁传集解》写本，“也可与褚遂良比美”。

    “饶先生早年养成了深厚的词学功底，且善古琴，通乐理，故而一见流失海外的敦煌音乐遗文，就如获至宝。

    “这是1965年冬至1966年秋，正当国内学人身陷政治缧绁之时，饶宗颐先生在法国巴黎国立科学研究院开展研究工作，有机会看到了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大量敦煌遗文，其中包括敦煌曲子歌词和曲谱。

    “他依照敦煌卷子字体的原样，以毛笔撰写研究文章，又在每个字旁，附注上现代通行的字体，以方便他人阅读辨认。这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同乐舞的人，都应该细读的（学者杨联升语）”《敦煌曲》一书。

    “饶先生在《敦煌曲》中，全面研究了敦煌曲子词，以及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的关系。书中还精印出一大批当时内地学者无缘得见的敦煌曲子词原件图版，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材料。后人对敦煌曲的研究都基于《敦煌曲》，而饶先生本人在这个方向的研究，迄今不辍。

    “此后，饶先生又多次以专著论述敦煌琵琶谱，论证了敦煌曲谱不是工尺谱，而是琵琶曲谱，并论证了它不是一套完整的大曲谱，这些对中国音乐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楚帛书”

    “博物馆慕名赠他楚帛放大照，帛书中因此被辨认出来的字增加了一百个在出土的先秦文献中，楚帛书为价值最高者之一。它从人类祖先伏羲、女娲巢居于森林的故事开始讲述，朴素地勾画出了上古社会发展史的轮廓。它于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被盗墓者掘出，1946年流失到美国，现藏于美国纽约都城博物馆。

    据中山大学古文字学者曾宪通教授介绍，饶宗颐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楚帛书,但是直到1964年，才首次在纽约一私人收藏者处见到了楚帛书原件。在这张三四十厘米见方的丝织绢巾上，中间绘有近千文字，周边绘有四色树木和十二色彩图，是图文并茂的古代墨书真迹。饶先生根据亲眼所见的原物，撰写了《十二月名核论》，支持国内学者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此后又有多角度的论著，均有新的建树。

    自楚帛书流失海外，国内学者对楚帛书的研究，早期依据临摹本，后来依据全色照片，到1966年，美国都城博物馆用红外线拍摄帛书照片获得成功。饶先生对红外线拍摄出的清晰照片作了更为周密的研究，论证了楚帛书是真实可靠的楚地文物。

    饶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得到了都城博物馆的敬重，该馆将楚帛书原大和放大了12倍的红外线照片，寄赠给他，每个黄豆大的字都变成拳头大，这对考证帛书的书法和校正残字、残画大有帮助。根据这套资料，饶先生完全按照帛书原式重新摹写，并对帛书全文详加诠释，被辨认出来的字比原来增加了100多字，使学界对帛书的认识更为透彻。

    论著《楚帛书》，集饶先生30余年研究之大成。他指出帛书即楚国“天官书”的佚篇，被学界认为是迄今最为合理的解释。

    甲骨文

    赴日意英法瑞，穷搜流失龟甲；教印度友人学甲骨文，积累渊博梵学知识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古人使用的文字，饶宗颐先生认为，既然甲骨文以占卜内容为主，可以从研究占卜者入手，开展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寂寞而艰苦的巨大工程。

    从1954年起，饶先生前往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寻找流失海外的甲骨文。他一件件检视各国馆藏及私人收藏的甲骨文龟片和拓片，查阅国内外甲骨文书籍达58种，还获得七种未曾刊布的甲骨文材料。

    1959年，饶先生的甲骨学代表性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学者刘钊先生说，这部巨著1400多页、80多万字，从占卜人物入手，重点研究了殷周礼制，复原殷商社会真貌，提出了众多新论，包括“傩”肇始于殷，为殷礼之一的观点。论述过程既体现了饶先生对典籍的熟练掌握，也反映出他对卜辞本身的深切体会。许多解说具有极为精彩的结论和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的出版，引起一印度友人对甲骨文的兴趣，他以教授饶先生学习梵文为交换，向饶先生学习甲骨文。饶先生渊博的梵学知识由此发端。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20年后，饶先生又主编了大型甲骨文工具书《甲骨文通检》共五册。饶先生在每册卷首都撰有长篇前言，阐述甲骨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观点。中山大学历史学家姜伯勤先生说，饶先生曾经指出的《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而从《甲骨文通检》里，共获得古地名1100个，证明甲骨文内容可补《史记》之不足。


    饶宗颐 学术年表

1917年 8月9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

1929年 从金陵杨（木式）习书画，攻山水及宋人行草，开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

1932年 续成其先人饶锷先生之《潮州艺文志》。

1935年 受詹安泰先生委托，代授国文课于韩山师范学校，旋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人“禹贡学会”。

1938年 中大迁云南。以病滞留香港。助王云五编《忡山大辞典》，又佐叶恭绰编定《全清词钞》。

1943年 赴广西任无锡国专教授。成《瑶山诗草》。

1946年 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楚辞地理考》出版。复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潮州志》总纂，被推选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1949年 移居香港。

1952~1968年 被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后为高级讲师及教授。

1954年 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授甲骨文。

1955年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骨学研究。

1962年 获法兰西学院颁授“汉学儒莲奖”。

1963年 赴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作学术研究。

1965年 于法国国立科学中心从事研究，研究巴黎及伦敦所藏敦煌画稿。

1968~1973年 新加坡大学聘为中文系首位讲座教授、系主任。

1970~1971年 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其间至美国加拿大各地写生。

1972年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1973~1978年 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

1978年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办“饶宗颐书画展”于香港大会堂。新加坡香雪庄出版《选堂书画集》。举办个人书画展于泰国曼谷。

1979年 应中山大学之邀，首次回内地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议，会后赴湖南考察马王堆出土文物。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1980年 于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讲学。日本二玄社主办“饶宗颐教授个人书画展”于东京。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聘为澳门东亚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1981年 于新加坡举行个人书画展。

1982年 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获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被邀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

1984年 为澳门东亚大学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史学部，并任该学部主任。应聘为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浙江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于马来西亚举行个人书画展。

1985年 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于香港三联书店、汉城利马美术馆及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个人书画展。

1986年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饶宗颐教授从事艺术、学术活动50周年纪念——七十大寿书画展”。任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

1987年 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任中国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

1990年 任香港博物馆名誉顾问。

1991年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主办“饶宗颐书画展”。

1992年 任复旦大学顾问教授。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香港大会堂举行个人书画展。

1993年 巴黎接受索邦高等研究院颁予的人文科学博士学衔和法国文化部颁授之文化艺术勋章。广州中山大学聘为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名誉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聘为名誉教授，泰国华侨崇圣大学聘为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应邀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张大千、溥心畲诗书画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席。

1994年 任北京广播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

1995年 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落成。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泰国潮州会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

1996年 由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主办、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协办之“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召开。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办“饶宗颐八十回顾展”。

1997年 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第一届终身成就奖。

1998年 获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当代国学大师”荣誉。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首位荣誉院务委员。

1999年 先后受聘为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名誉教授。获颁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人文科学博士。于香港艺术馆及澳门教科文中心举行个人书画展。

2000年 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国家文物局及甘肃人民政府颁发“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受聘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及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主办“饶宗颐书画欣赏”展览。

200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被聘为学术顾问。于上海、中山、深圳、澳门艺术博物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个人书画展，及于潮汕地区举行巡回展。

2002年 被邀往美国哈佛大学作演讲。香港国际创作学会主办“学艺双携”饶宗颐书画展。

2003年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落成。台湾新文兴出版公司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集共分十四卷，二十册。

2004年 获澳门大学人文科学博士学位，澳门特首何厚铧亲临祝贺。

2005年 《从韩江走向世界——饶宗颐之旅》首发。

2006年 香港九所大学联合举办“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潮州饶宗颐学术馆新馆“颐园”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