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因编写潮州黄冈丁未起义首领——余既成的传纪，搜集有关历史资料，承蒙各界热心人士垂注，慨然赐教，或赠予文物、史料。经反复拜读、对照、查校，发现有些载述前后不一，遂引起怀疑，经仔细辨析，觉得应予更正之处，甚为明显，不宜以忽略置之。

最初，我们以1934年10月10日竖立于黄冈镇中山公园内纪念亭碑文（石刻）为范本。碑文曰：“溯自蛮夷猾夏，华胄沦胥……我总理孙中山先生天亶聪明……灌输革命思想。于是有志之士慷慨激昂，投袂而起……然死事之惨烈，则未有若丁未之役之甚者也。方陈涌波、余通、余既成等之率潮汕数千子弟起事于黄冈也，义旗飚举……”

后来，从县档案馆印发的有关史料中看到：1929年2月22日纪念黄冈革命烈士筹备处呈国民政府及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书，却这样写道：“呈为纪念先烈、抚恤遗孤一案，经奉省府核准，设处筹备……民国纪元前六年间，先烈余既成、陈涌波、余通暨永兴等，奉孙先总理之命，来潮州组织革命军，越明年阴历四月十一日，即起义于黄冈……”

两相对照，烈士带头人的姓名排列顺序完全不同。且呈文多出“余永兴”之名，呈文申报在先，碑文镌刻在后（晚了5年），碑文何以删去“余永兴”之名，令人起疑。

继之，又读到时间更为超前的史料：即建造黄冈丁未起义纪念亭、烈士碑的发起者——张永福（时任元帅府大本营咨议）于1924年12余10日呈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文中曰：“……当时同志余既成、余通、陈涌波等，率潮汕数千子弟，起事于黄冈镇……”其烈士的排名顺序又是另一种样子。

黄冈丁未革命纪念亭的碑文的石刻出现，晚于张永福的呈文10年，晚于纪念黄冈革命烈士筹备处的报告书也有5年。碑文的撰写者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第二师第三团团长钟芳峻，究竟是他亲笔，还是请人捉刀，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将起义首领姓名的排序顺序加以移易，给读者造成错觉，以为陈涌波是第一领导人，即给历史留下误会。

而且，碑文嵌立于旷野，甚为显眼，呈文秘藏于馆阁，极少知晓。故碑文的说法广为世人熟悉（包括作者起初也深信不疑）。自此以后，每有纪念性文章的作者，源于“就近取土”的惰性，多把黄冈丁未起义纪念亭石刻碑文，作为首选，甚至当作唯一的史实依据，且又辗转抄录，以讹传讹，重犯“三豕渡河”之误。

另据新加坡晚晴园纪念馆提供的资料，我们获知：向孙中山先生呈文请求褒奖丁未起义烈士的张永福先生，乃是饶平县樟溪镇青岚村杨梅坑人，侨居新加坡。1904年，张先生年届33岁，与陈楚楠创办《图南日报》，为“华侨革命党机关报的鼻祖”。1904年，他将邹容著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翻印，派人带回家乡饶平及潮汕、闽南一带，在会党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1906年4月，孙中山第三次到新加坡，住进张永福为母亲颐养天年购置的“晚晴园”。其时，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张永福任副会长（后任会长）。1907年，丁未起义时，张永福等人为起义筹款三万余元（不包括给个人单独捐赠款），同年6月，余既成在香港被捕，张永福遵照孙中山指意，集资聘请律师为余既成辩护，又疏通各大西文报纸，宣传余既成在黄冈的革命事迹。

据此可知，张永福先生对丁未潮州黄冈起义的历史，可谓了然于心，他在呈文中，将起义首领姓名排列顺序为：“余既成、余通、陈涌波”，应当是准确的权威说法。而晚于“呈文”十年的“碑文”撰写者钟芳峻，将之掉换为“陈涌波、余通、余既成”，若非疏忽，则恐有“偷梁换柱”之嫌。

并且不少与丁未黄冈起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元老级人物”的著述中，如《孙中山纪念文集》（孙穗芳著）《革命逸史》（冯自由著）《中国国民党史略》（邹鲁著）《许雪秋传》（许云樵著）等，余既成作为起义的第一领导者地位，已不容置疑。

又据档案馆资料“烈士姓名籍贯”中“丁未四月十一日后着花红逃往海外先后死者烈士姓名”一栏内记明：

“余既成，年三十八岁，黄冈东寨宫社。业工。民国元年在家病亡，葬后山。存女。……

陈涌波：年三十岁，住黄冈城内刘厝池社。民国元年六月十八日七句钟在汕头被伪镇守使吴祥达枪毙，葬汕头。存弟在暹罗，名耀孟。……

陈英烈：年五十五岁，住黄冈城内刘厝池社。闻四月十五日事败，在澄海县内吞鸦片膏而亡，后葬后山。子即涌波（另一子在暹，名耀孟。）”

从这里可以读出两点：其一，民间传言，谓陈涌波是外地人到黄冈从事水果生意。既然起义失败后，他的父亲“在澄海县内吞鸦片膏而亡”，可知，此一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另外：余既成，记的是“黄冈东寨宫社”，应是籍贯的记法；而陈涌波和他的父亲陈英烈，都记的是“住黄冈城内刘厝池社。”多出一个“住”字，可知为外地籍人在黄冈寄居，祖籍或在澄海。其二：余既成、陈涌波死于同一年，都在民国元年（1912），照此逆推，1907年丁未起义时，余既成33岁，陈涌波25岁。余既成原是饶平三点会首领，所领导的成员和秘密活动场所，皆以余姓和张姓为主要依托，实属限于其时代历史背景的必然，他作为起义第一领导也是情理中事。

古人曰：“得言不可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历史资料的误读或故意曲解，必然使历史的本来面目蒙上阴影，甚或变形失实，只有放弃偏见和慵惰，认真审察，才能获得较为明晰而真实的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