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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民:我的履历书第九辑(回不去的中国)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作者:    2016-07-20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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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待到17岁。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看电影,当电影导演是我从小的梦想。刚好有一位香港朋友的哥哥是电影明星,十八、九岁。我靠着这层关系进出摄影棚,仔细观察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儿,并一心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并不像现在这样光鲜奢华,路上很少见到汽车,从大陆逃难过来的人很多。穷人在半山腰的铁皮屋里栖身。原本住在香港的有钱人离开这里,搬到了其他地方。香港日后才慢慢繁荣起来。

“正大莊”的经营层,右2是我的父亲,右3是我的叔父我在香港上学,上课用广东话和英语,那所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父亲希望我在香港打好英语基础,然后去澳洲上大学。父亲的想法是,我在农业发达的澳洲专心学习农业后,可以帮忙打理家业。

可是我已经受够了这种辗转不定的生活。在泰国的小学校学习泰语,回到汕头学习中文(潮州话),转学到广州又开始学习广东话,到了香港则是广东话加英语。要是去了澳洲,还得玩儿命学习英语。

在汕头学习汉字时吃的苦头到了澳洲还要重新来一次,这个苦头我是不想再吃了。我决定不去留学,本来应该跟妹妹一起去的,最后妹妹只身前往澳洲。

我在香港时正值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向已经十分明显。从建国初期欢迎私人企业家和归国华侨,逐渐变成否定私有企业和私有经济。政府开始没收私有土地,推行农业集体化。在汕头拥有公司和农场的父亲,也从爱国华侨变成了被打倒的资本家和地主。

父亲的运气很好,他本来是出不了境的,因患了胃病,得到香港去做手术。在香港疗养期间,中国的政策急转直下,父亲就此躲过大难。当时的香港由英国统治,是中国管控不了的安全区。要是父亲晚一点离开中国,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之后,汕头的公司和农场全都被政府没收,父亲失去了在中国的所有财产。担心会被扣在国内,我也不能再从香港去汕头和广州。直到70年代末期,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才能再次来到中国。

放弃澳洲留学后,父亲敦促我说:“不学习就回去工作吧。”就这样,我离开香港回到了曼谷。我在中国和香港的那段期间,父亲在曼谷创办的“正大莊”,已由哥哥们发展成一个中型企业——卜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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