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以及资本净输出国。与之相对照的是国家在利用资本运作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方面刚刚起步。在我国步入新常态、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提升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既是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必然选择，也是通过世界市场拓展、全球资源配置、价值链跨国转移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保障。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归纳为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该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该国利用国家资本发挥影响力的能力。本文将从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及国家资本运作情况来分析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国研视点

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是该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该国利用国家资本整合国际资源和发挥影响力的能力。本文对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在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作用及国家资本运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问题

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我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源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的跨境使用。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和广东省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09年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只有600亿元人民币，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60家。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推动下，2014年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已接近1万亿元，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共有149家。跨境人民币使用率也日益快速增长，与中国有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189个。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中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超过20％。截至201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统计，截至2014年底，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以及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从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其份额为10．92％，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超过日元和英镑。人民币正成为国际货币中的重要一员。

尽管如此，人民币所能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仍相当有限。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截至2015年二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预计为2．9，而美元国际化指数是55．24、欧元是25．32、英镑是4．94、日元是3．82。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还有很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未来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否保持持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的快速推进，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和外贸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新的增长动力和出口竞争力尚未形成。受此影响，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放缓之虞。二是国内金融体系的对内和对外开放以及其中的风险防范。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来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需要有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开放不仅仅包括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外部资金进入国内金融行业和市场的准入限制、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等措施，还包括放开国内资本的市场准入，以期通过加强金融业的竞争，提升金融机构国际化的动力和能力。但与此同时，对于开放过程中蕴藏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防范。三是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意愿和程度。历史经验表明，某一货币国际化的结局最终是由市场力量，即国际市场对该国货币的接受意愿和程度决定。我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是支持国际市场接受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抵消因素，如美元核心地位造成的网络外部性，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强大的防备心态和竞争心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性的担心，等等。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进一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是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影响力提升的重要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积极加强与各国合作，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经济体的话语权，主要行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20国集团（G20）在提高全球金融监管效率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努力。当前，全球金融治理已进入“G20”时代。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之一，我国的作用日益凸显。二是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改革。2010年世界银行和IMF分别提出了改革方案，提高了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其中，我国的投票权份额均由原来的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加适应。三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践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准则。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我国银监会推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方面的监管新标准，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

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更加适应，但这仍未改变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全球金融治理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治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依然存在，大国在金融领域的权力垄断依然明显。

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起与运作

（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由金砖五国共同出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家不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旨在为成员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金砖银行于2014年7月正式成立，首批项目已开始酝酿。金砖银行的成立充分体现了新兴经济体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弥补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缺失，重塑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

金砖银行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难题是金砖国家各自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及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竞争与摩擦。因此，维持金砖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加强内部的利益协调和平衡，是确保金砖银行良性和高效运转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我国于2013年10月正式提出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1月16日正式开业。作为倡议方，我国除按期缴纳股本金外，还向银行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项目准备。

亚投行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在亚太互联互通蓝图中必将扮演重要角色。从需求角度看，亚投行致力于改善亚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的深切愿望，也体现了域外成员国分享“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的渴望。目前，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发展越来越受到基础设施落后和资金不足的制约。从供给层面看，亚投行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多边国际开发机构对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目前约有1／3的贷款发放到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仅占其测算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1／100，缺口巨大。

亚投行的未来运营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稳定的运营资金来源。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之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除亚洲外，亚投行还要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利用好国际金融市场持续筹措资金将是亚投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二是可靠的盈利模式。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国际基础设施投入更大、收益保证性低。而且，国内的开发盈利模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难以复制。亚投行的持续性将有赖于能否探索出可靠的盈利模式。三是健全的内部管理机制。亚投行资金来源多样化，并且资金投放区域广。这对其内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亚投行的内部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将关系到期资金运作的效率和安全。

国家主权基金的运作

主权基金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设立的官方投资基金。我国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投公司。该公司是目前官方唯一承认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的营运和管理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海外金融资产组合投资，实现外汇资产的长期收益；二是通过子公司——中央汇金公司注资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中投公司年报，2014年其境外投资净收益率为5．47％。自公司成立以来境外投资的累计年化净收益率为5．66％，境外投资组合增值超过600亿美元。

2015年5月中投公司下设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方案获得批准。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成立是我国利用国家主权基金加强国际金融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无论是否成立专门的海外直接投资公司，国家主权基金在海外运作中都面临着下列问题：一是资金运作效率的评价与衡量不明确，影响了主权基金效用的发挥；二是信息透明度不高，加重了资本接受国对我国“战略性投资”的警惕；三是西方发达国家自金融危机后加大了对主权基金的监管，主权基金海外投资的约束性加大。

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拓展

一直以来，我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支持我国企业海外业务拓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开发银行更是我国发挥国际金融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超过10万亿元，而其外汇贷款余额至2014年末高达3200亿美元，远超世界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在国际业务开拓方面的主要业务包括：一是成为国家多个国际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装备制造、金融、农业和民生合作项目的主要贷款行，如中俄、中巴、中澳政策性战略合作项目等。在这些项目推进中，国开行不仅直接参与了贷款和收益结构设计，而且在政府和企业谈判中发挥了“金融顾问”的作用。二是继续发挥中非基金、中葡基金的对外投资平台作用，参与发起设立丝路基金，配合筹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参与上合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作，服务“一带一路”、“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据国开行统计，截至2015年年末，国开行外币贷款余额276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690亿元，业务遍布115个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银行主要是通过出口卖方信贷、对外承包工程贷款、“两优”贷款、一揽子互惠合作贷款多种政策性贷款，帮助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如支持包括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上海电气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同时，积极开展银团贷款和融资担保等业务，以自有资源撬动社会融资资源，共同为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提供多元化、全方位金融支持。2014年，进出口银行全年支持了近30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及对外工程承包和境外投资项目，近1400亿美元的技术装备和资源类产品进口。截至2014年年末，与境内外1355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网络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截至2014年年末，农业发展银行累计办理的国际结算业务近5万笔，金额近97亿美元，贸易融资26．5亿美元，外汇贷款6642万美元。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累计支持国内外贸易和投资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其中带动了233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2．4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在中央领导的倡议下，2014年12月丝路基金成立。基金总规模计划为400亿美元，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通过其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中投、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分别出资15亿、15亿和5亿美元。丝路基金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专门用于国际项目开发的政府基金，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丝路基金在资金筹集和运用方面也面临着与亚投行同样的挑战。

未来，我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落实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其作用的有效性不但依赖于这些机构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家主权基金的合作和互动，形成资金合力。

政策建议

（一）明确我国国际金融体系地位的发展目标

未来10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官方储备、金融交易（人民币计价债券和外汇交易等）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相关指标的世界排名力争与人民币在货币篮子的排名相一致；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积极参与危机严重国家的救助；进一步完善包括我国发起设立的国际开发机构，国家主权基金和国内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内的资本运作体系，国家利用资本运作提升综合影响力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在形成资金合力的基础上，在国家形象（国家社会责任）、跨区域经贸合作、开发项目的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实现综合利益最大化。

（二）具体措施

一是借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有利时机，稳步放松金融管制，平衡好扩大汇率弹性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之间的关系，降低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过大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迅速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同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经贸和金融合作的深化，大幅增加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交易份额，提升各方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在市场发展变化中，积极找寻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机会，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网络外部性。

二是在国际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应积极推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货币多元化进程，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尽快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危机集体防范和应对机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国家资本运作机制，在我国与世界互联互通方面形成资本合力。首先，国家应明确统一行使出资人责任和权利的部门，避免多部门管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监管缺位或多重监管问题。其次，在国家资本运作机构内部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的治理架构，实施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制度。第三，设计并实施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国家资本运作的政策性、开发性使得对其进行绩效考核时不能单纯追求项目的经济效益指标，更重要的是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合作环境优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条件改善等。第四，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优秀的资本运作人才，打造国际化的高端管理、技术和交易团队。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