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大通）的大客户，大通曼哈顿银行介绍我们认识了开展雏鸡事业的美国企业。之后，在大通的介绍下，卜蜂集团又跟美国谷物巨头——大陆谷物公司在东南亚各地展开了业务合作。

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卜蜂集团立即决定与大陆谷物公司一起，在中国经营饲料业务。我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没回去过。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整个中国，华人华侨也无法返回家乡。

1979年底，我在阔别中国20多年后，踏上了赴中国的旅程。我同美国大陆谷物公司的高管们一起，坐飞机从香港飞到广州。这次的逗留时间很短，上午洽谈结束后，傍晚我就赶回了香港。上世纪50年代，我在广州读过一年中学，当时的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中心城市发展繁荣，曾吸引很多香港人。

一直和我在汕头上小学时的陈老师（中间）有交往

重返广州，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片萧瑟景象。文革期间，寺庙等历史文物也遭到了破坏。广州已没有了当年繁荣的影子。

见到这幅衰败景象，有意投资的企业或许也会打退堂鼓，但是我没有退却，觉得“这是机会”。在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能够发展的空间很小。文革后的中国一穷二白，我们可以从头开发，于是我决定投资。

回到中国，我忍不住想去汕头，探望小学时的班主任陈诗馥老师。文革时期，中国同外国的邮件往来被禁止，我也不知道陈老师的近况如何。

借第2次去广州洽谈的机会，我往汕头打了电话，得知陈老师还在汕头，我即刻决定去看望恩师。陈老师亲自到汕头机场接了我，当年不满30岁的老师已是年近60岁的老人。“陈老师，您一点都没老，我一眼就认出您来了。”再见陈老师，我非常激动。尽管陈老师脸上仍挂着和过去一样的笑容，她在文革中却尝尽了辛酸。那个时代，教师会被视为反动派。

陈老师的丈夫是一名中学教师，国民党执政时期曾担任过地方议员，文革期间因这个历史污点锒铛入狱。文革后，陈老师一家的生活也没能回复原来的状态，一家3口挤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房间里生活。

见到陈老师后，我本想给陈老师买套独门小院，但喜欢简朴的陈老师不肯。我只好让陈老师先住到我上小学时住过的自家老房子。汕头建大楼后，我给陈老师买了套新公寓让陈老师搬了进去。

每次到汕头，我都会去探望陈老师。陈老师今年虽已93岁高龄，身子骨却依然硬朗。丈夫和儿子过世后，陈老师的生活变得有些寂寞，小学时的同学们就经常去陈老师家里照顾陈老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