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雪未消，梅花正放，3月的北京空气开始变得湿润。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共议国是。
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金融危机影响尚未见底的情况下召开，作为全球经济体中最为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走向也牵引着世界的目光。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全国各地的数十名潮籍委员代表们就关注城市贫困阶层、扶持中小企业、尽快推出创业板、上调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以及解决大学生农民工就业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提案和议案，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多个层面，充满对民族产业和国家未来的殷殷之情，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典型，这些提案和议案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潮商历来对祖国感情深厚，他们发扬“红头船”爱国、拼搏、创新的精神，坚持实业报国，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发展。每每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总能挺身而出，慷慨解囊，鞠躬尽瘁，舍身为国。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林义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蚁光炎；从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庄世平、谢国民到新世纪的各地杰出潮商成为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参政议政代表，潮商们不断将这一精神发扬光大，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
红头船之出海
潮人靠海，由韩江冲积成的潮汕平原孕育了独特的河海文化，也培育了潮人海洋的胸襟。汕头市澄海樟林埠北通闽沪杭、台湾等地，南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被喻为清代的“海上门户”。潮人先民便从这里飘洋过海到东南亚诸国侨居和经商。清朝康熙年间，政府放开对广东的海禁令，樟林港被正式列入外贸口岸。第一艘红头船就这样在樟林港扬帆启航，走向世界。后来为了区分各省船只，方便管理，政府规定在出海船只上涂上红、绿、黄、白等多种颜色。其中广东出海的船只，船头需涂染成红色，这便是“红头船”的由来。
早期红头船主要从泰国贩运稻米进口，在稻米贸易带动下，其它商贸活动也随之开展，人员交流不断增多，形成潮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潮人漂洋过海到南洋，从社会工作的最底层做起，从别人不愿意做的累活儿做起，不断运用和开发商业智慧，白手起家，逐渐积累财富，成为当地最富有的群体，开创了今天潮人遍天下的繁荣局面。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代皇帝这100年间，从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飘泊到泰国（时称暹罗）的潮人有150万人之多。著名潮裔后代泰王郑信、巨贾陈黉利家族的父辈以及新加坡种植大王佘有进都是在此乘坐红头船出外谋生创业。郑信建立了吞武里王国，并统一了古泰国。陈慈黉的父亲陈焕荣从当“红头船”船工、船主起家，成为一代船王。陈慈黉承袭父志，进一步拓展业务，实业遍布泰国、香港、新加坡、汕头各地，成为旅泰华侨著名企业家、金融家，为泰华工商界巨擘。佘有进18岁时只身赴新加坡谋生，这位知书识礼的青年凭借过人的胆识，在当地首创种植胡椒、甘蜜，成为最大的甘蜜园主。他与多国商人做生意，信誉卓著。这位青年后来不仅被推崇为当地华人领袖，还受到当地政府器重，被任命为享有高级荣誉职衔的首任太平局绅士。
到了近现代，由于战乱等原因，潮人第二次大规模出海，这次他们主要移民到香港，形成了海外潮商第二个聚集地。在香港的潮商利用特殊区位优势，广泛参与国际生产和贸易。他们遵循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将投资业务从东南亚扩大到世界各地，叱咤国际商场。
从最早的“红头船”走出国门生根开始，在一波接一波的海外移民潮中，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近代海外潮商群体，而且成长了一批近代海外潮商巨子。他们当中有新加坡种植业大王佘有进；泰国转口贸易业和大米加工业巨头陈黉利家族；泰国米业大王高楚香家族；泰国典当业领班郑子彬；泰国粮油加工和航运业大王蚁光炎，著名实业家陈弼臣、谢易初、李嘉诚、陈有庆、林百欣、廖烈文、陈伟南等等。
从清朝到现在，潮人为中国和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各时期各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和多次接见。泰国前总理、中泰建交签署者克立·巴莫曾说：“我的曾祖母是潮汕澄海人。她是坐红头船到曼谷的。我是潮州人的后裔，我引以为荣！”
红头船之爱国
潮商早期在南洋创业，他们人在南洋心在祖国，世界各地潮人组织都以爱国爱乡为首要立会宗旨，发扬爱国爱乡的精神，支持革命和国内建设。
比如，他们是南洋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的重要力量；黄冈起义的具体发动者和直接参加者，他们不仅积极传播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还为辛亥革命运动筹措经费。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潮人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动和参加抵制日货，削弱日寇经济力量；踊跃捐款献物，大力支持祖国抗战；许多爱国志士毅然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勇敢杀敌。
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绳芝，祖父高满华和叔父高晖石为泰华商界巨擘和大慈善家。清末期间，高绳芝一边和叔父在潮汕开办实业，一边积极参与并赞助黄冈起义和惠州起义。惠州起义一役，捐款2万银元。辛亥革命时，他为革命大局奔走，出私财10余万元银元，以充军费。辛亥革命后汕头各种武装势力并起，他先后以私财50余万规劝各路军队撤离，使汕头免遭兵灾之害。旅泰澄海籍陈慈黉家族，于抗战初期，就捐款85万银元，1万包大米，帮助祖国进行反侵略战争。时任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的潮籍华侨蚁光炎，在潮汕沦陷时，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他连续5个多月在硝烟弥漫的内地奔走视察，支持国内抗战。他前往重庆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反映海外侨情，提出了“加强抗战，开发西南”的积极建议，并交出个人献金2万元，作为抗战军费，随后他又到四川、云南等地考察，劝导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增强抗战实力，并带头投资10万元，在云南边境兴建一个垦殖场。
解放战争期间，海外各地潮人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坚持反对内战；不少海外潮人在侨居地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一些海外潮人在解放前夕或解放初期，参与各方面的接管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潮商带头回国投资，他们把国际的先进理念、商战经验、商业智慧带回内地，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为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9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幕刚掀开一角的时候，正大集团就在深圳取得了“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这也是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1982年，谢国民领导的正大集团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从1979年开始，正大集团在中国广泛投资，形成了以农牧、水产、种子、电信、商业零售为核心，石化、机车、房地产、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共同发展的业务格局，创立了正大饲料、大阳摩托、易初莲花超市、正大制药集团、正大国际财务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30年间，正大在中国投资额近50亿美元，设立企业200多家，遍及全国，员工人数超过8万人，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启动内需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正大集团不仅斥巨资在中国投资大型养殖基地，还以千亿资本在中国农民当中推广在泰国试点取得成功的新农村模式，由专业公司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新型“公司＋农户”合作，把饲料、养殖、到加工成品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一条龙化，优化了中国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造福桑梓。
李嘉诚也是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港商之一，他以巨资参与深圳盐田港建设，使之成为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和系更是大规模启动地产、码头、石化等项目。到了新世纪，随着内地地产业的成熟，陆续在广州、西安、上海、成都、长沙、长春、武汉、天津、北京、重庆等城市投资地产项目，先后启动了近百个大型项目。在李嘉诚、马介璋、朱树豪等香港潮商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掘金”，本土潮人潮商也纷纷参与深圳建设，才有了“深圳速度”、“深圳效益”等佳话。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招商引资活动和投资项目中，总少不了潮商身影。他们不少成为地方两会成员，积极为当地建言献策。
红头船之感恩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商”。潮人华侨足迹遍天下，当他们走出国门，飘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异乡，凭借坚强的毅力和过人的智慧闯出一番事业之后，特别能致富思源，保持感恩之心，造福桑梓。
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非常注重感恩，有客人拜访时，他总是会用泰国的礼节，双手合十相送，直到车子消失在他的视野后才进去。每次回家乡，他都要去看望小学老师，甚至很多年前还为清苦的老师买了一套房子。对于身边的人，谢国民很少教他们做生意，更多是教他们怎样做人。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要固本，就像是一棵树，要让根部健康，扎实扎进地下，吸收足够的养分，根部一旦健康，那么就算地面上经霜历血、风吹雨打，这棵树还是会存活下来。
潮商素有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优良传统，他们特别热心教育、医疗和文化教育事业。在海外，新加坡潮人捐建有义安理工学院，以潮人为主的泰国华侨界建有华侨崇圣大学，香港潮商建有香港潮商学校、香港会馆中学，澳门潮商建有培华中学；在潮汕本土，成功潮商兴起建校之风，如马介璋捐建成田中学，陈伟南捐建宝田中学，庄静庵捐建绵德中学，李嘉诚捐建汕头大学。还有“郑辉中学”、田家炳中学、林百欣中学等等。
以香港侨领林百欣为例，林百欣一生乐善好施，历年在内地及香港的教育、医疗事业上捐出巨资。据估计，截至2004年中，他在内地及香港捐赠公益事业逾7亿港元。林百欣先后在家乡兴建了多所林百欣学校，并捐资兴建了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汕头林百欣图书馆、潮南井都百欣宝珠水厂等。
李嘉诚更是成为华商的典范，2006年8月24日，他对外宣布，将把个人财产的至少1/3捐给名下3个慈善基金。李嘉诚基金会及由李嘉诚成立的其他公益慈善基金会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的支持款额已逾107亿港元，连同李嘉诚推动属下集团之捐款，共逾130亿港元，其中88%用于支持内地及香港项目。李嘉诚至今对汕头大学捐资已逾31亿港元，并表示在未来8年再捐款20亿港元用以支持汕头大学及医学院的发展。
旅居泰国著名侨领、实业家、大慈善家谢慧如先生，他在泰国向多家医院、社团奖助学基金捐款以及救灾款。谢慧如热心家乡公益事业。自1989年至1995年，先后捐资约人民币6000多万元。
据统计，1979年以来潮汕地区共接受海外潮商捐赠各种公益事业资金达数百亿元（不包括李嘉诚捐款），共兴建校舍2000余所，造桥修路500余宗，新建、扩建医院百余所。潮汕体育馆、正大体育馆、星河大厦等均为世界各地的潮人捐建。潮汕星河奖创立十多年，凝聚着潮汕三市的团结精神和海内外潮汕乡亲的诚挚奉献。每年揭晓的慈善榜中多位潮籍商人位列其中。李嘉诚先生更是以胸怀天下的大商情怀，宣布将个人财富1/3用于慈善基金，受到世人的敬仰。
红头船之诚信
中国历史上商帮群起，创造了许多惊人的业绩，但唯独潮商是一个没有断过代的商帮，同时潮商也是国内最早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商帮。新加坡驻泰国大使、潮籍传奇人物欧阳奇曾经这样评价潮商：“华人，特别是潮汕人，经商之道与西方人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外，重信用和感情是华人经商成功的法则。华人遍布全球，有一条讲诚信、重感情的联络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东方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是的，人无信不立。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红头船精神，一直鼓舞着潮汕后辈的子子孙孙，成为其百年不败的法宝。
首先，诚信使得潮商内部更为团结，形成一种凝聚的传统。明显的标志是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以潮商在香港垄断米业之战为例，二战前香港米业批发商多为外地商人，于是潮商通过进入大米进口与零售渠道，同乡之间可以赊购赊销，此举使潮商短短几年便占领了香港米业批发业的六成以上、零售业七成以上的份额。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潮商将信用关系发展到极致。这一时期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在1924年～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商业发展的同时，潮汕商业却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其次，诚信使得潮商赢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那些成功的潮籍巨贾无一不是信誉卓绝的商人。
泰国大银行家陈弼臣在创立盘谷银行初期，做生意的方式就是“签个字，握握手”，靠的全是诚信。那时，泰国是外资银行的天下，那些银行要求客户开银行保证函，并要收取100%的保证金，而这对于商家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为此，盘谷银行一改行规，只收取一成保证金，甚至可以货到付款。于是大批华人客户投往盘谷银行，不少泰国国营机构也将生意挪到盘谷。压力之下，其他银行也不得不效法盘谷银行。这一改变，对泰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陈弼臣先生的儿子陈有庆也是坚持诚信创业，靠着诚信品质，他创立的亚洲金融集团在香港得到快速发展。有一个事例说明他对诚信的重视：1960年6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亚洲保险（亚洲金融集团辖下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接到客户焦急的电话。客户仅与亚洲保险订下口头协议，保险合约尚未发出，但他投保的货物正在香港西环避风塘一艘驳船上遭受风雨威胁。当时香港天文台悬挂十号风球，呼吁市民不要外出以保证安全，但这位负责人亲自前往码头，向客户保证，一旦货物受损，公司一定会根据口头协议作出赔偿，这让客户十分感动，此后数十年，这位客户成为亚洲保险的忠实客户，虽然中间经历几次金融危机，他也十分相信亚洲金融集团的承诺。
李嘉诚早年在香港谋生拼搏期间，曾任职于某一公司，在他另立门户独自办厂之后，就向该公司的老板保证，绝不会利用原来的客户和销售网络做生意。后来他果然履行诺言，在商场赢得了好声誉。李嘉诚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我答应人家的事，从未试过不能办妥，至于已签协议的项目，就一定照做，别说项目搁置，就连延迟也未试过。”
李嘉诚早年在香港做塑料花，当时市场竞争很激烈，所有厂家都处处节省以减少成本，但他给客户货物里，每一箱却多放了一支塑料花，有一个美国大客户发现后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李嘉诚说怕偶尔出差错会少放一支塑料花而让客户吃亏。那美国客户听了之后感动不已，从此，只认准李嘉诚这一家。后来这位美国客户看到李嘉诚的工厂很破旧，非要借500万美金给他建工厂。当时的500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目，尚无偿还能力的李嘉诚考虑再三，最后决定用一个长期的信用证给美国客户，表示一定要还这笔钱。
这些生动事例说明，诚信是潮商文化的重要内涵。泰国潮商巨子郑子彬常告诫子女，做生意的人，第一要勤俭，第二要忠诚，第三要讲信义。“信”字当头，才能立足，才能走得更远。
红头船之大善
在潮商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侨领，他曾经是李嘉诚先生最为信赖的朋友，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高祀仁称他为大慈善家、学习楷模。他就是原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先生。2008年，他走完了自己97岁人生，含笑而去。
庄世平从青年时代起，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每一个脚步都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相联，他的一生反映了上个世纪中国在从动荡不安走向和平繁荣过程中，民族商人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反映了商人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中的特殊作用，也反映了真正的大商应该具有的大善品格。
出生于普宁的庄世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掩护进步民主人士。1949年，庄世平在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挂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叶剑英委托，将广东收兑的5亿港元和一批美元秘密运到香港“生息”，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了特殊作用。1950年初，庄世平又在澳门筹办了南通银行。这两所银行成为新中国外贸的主要结算银行。
庄世平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建贡献良多，他是中国特区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之一。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原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回忆，当时最早办特区设想，就是同庄世平商议，是庄世平提供了世界上创办出口加工区、特区的丰富资料和信息，没有这些丰富的资料、信息作参照，特区设想不能具体化。庄世平参与《特区条例(草案)》讨论，当时设立特区还有阻碍，庄世平激愤直言：“若不按经济规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特区条例》定它何益？如果这样的条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
1982年，庄世平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特区设立分行，成为特区首家境外银行分行，次年又在蛇口设立分行。这充分显示出他一方面对特区前途的信心，一方面对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支持。他说：“我们即使开头亏本，也要开这个头。现在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他曾经建议增设汕头和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后来，这也成为现实。1984年，庄世平就任汕头特区顾问委员会主任，积极地参与了特区的筹备工作，牵头和海外乡亲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
庄世平不仅对祖国、香港的建设慷慨解囊，还尽一切可能为祖国、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牵桥搭线，全程跟踪、全程服务其公益项目，使得每一笔捐款都能落到实处，发挥最大效益。1980年，庄世平就任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此后，从汕头大学选址以至李嘉诚捐助汕头大学的每一个项目，庄世平都参与策划和组织。
庄世平一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光明磊落。几十年来，庄世平联合多位港澳知名人士，为广东为全国捐建、投资了大批项目。据统计，从改革开放至今，他组织华侨捐资给国内卫生、教育事业，数额超过30多亿元。
像庄世平这样的海外侨领还很多，比如香港的陈伟南、陈有庆、马介璋、澳门的刘艺良、澳洲的周光明、周泽荣，泰国的谢国民、陈汉士，马来西亚的钟廷森、法国的陈克威、陈克光兄弟，都是当地著名侨领，他们许多人同时还是当地国的中华总商会会长、潮州同乡会会长、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侨领带头支持国内建设，投资大批项目，同时在联系海内外华人华侨，维护华人利益，传播国内政策和树立祖国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