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职守敢于革弊的郑大进

来源：《潮汕先民与先贤》作者：黄赞发 2014-09-14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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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郑克琐归顺清朝，海禁结束。地处东南海隅的潮州地区重新获得生机，生产又得以发展，人民又得以安居乐业，新的人才也应时而出。郑大进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郑大进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字誉捷，号谦基，又号退谷。揭阳县梅岗都山尾村(今属揭东县玉滘镇)人。父郑养性，字帅堂，号舜斋。郑养性积学笃行，博览群书，深究理学，潜心儒家经典，并“以文字教授乡里”，是个私塾教书先生。康熙十六年(1721年)，广东督学惠士奇抵揭。郑养性以所撰《周礼注》和《春秋左传注》等书呈送。惠士奇向来崇尚经术，披阅之下，不禁称赞说：“开粤风气之先。”郑养性以一介乡村知识分子，而能得一省督学的称誉，可见其学识之非同一般。
　　郑大进正是在这么一个乡村间的书香人家，仰承庭训，吟诗谈史成长起来的。他聪敏足智，从小享有神童之誉。15岁得“补博士子弟员”，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中举，翌年(乾隆元年)登进士。郑大进高科中后，并未授官，“无所遇而归”。乾隆九年(1744年)始被召进京都谒选。初授直隶肥乡县令，不久调署大名府同知。后因父丧回家丁忧，直至十九年(1754年)才起用为河间府同知。越年调任北运河务关同知。二十二年(1757年)升迁为正定府知府。因政绩卓著，于二十九年(1764年)被擢升山东济东道，先后署按察使、布政使。三十三年(1768年)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母忧告假回乡，至三十九年(1774年)服满起用为浙江按察使，转任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越年调任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1778年)任河南巡抚，转任湖北巡抚。一年后兼署湖广总督。最后，于四十六年(1781年)任直隶总督，授太子少傅衔。翌年十月因病卒于任上。年74岁。郑大进卒后，乾隆赐祭赐葬，御制墓碑，钦赐祭文，并赐谥勤恪。虽极尽哀荣，但正如后人所说他“办事干敏，具有经略，在当时督抚中，最为上所倚畀，惜未臻大拜，而遽薨逝，论者犹有未究其用之叹”。
　　的确，郑大进是清朝雍乾盛世中一位有才华、有经济头脑，而又很有改革精神的实干家。他“凡经七省，遭遇盛明”；“旌节所至，率多建白(建议)”。所以深得皇上倚重，“累膺疆寄”，在各地任上都做了不少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工作。
　　首先，他精于治理，敢于革新。如，他在两淮盐运使任上，时“淮南煎波”，“所出纯杂不一，有上盐次盐之异”，但却无上盐、次盐之不同价格，导致商人只售次盐，民众待购上盐，“售既不行，待又不得，商民交困”，因而“鹾课(盐税)屡缺”。针对这一弊端，郑大进亲自“为之审辨盐色差等”，明确了安盐、梁盐二种价格，奏请朝廷批准，使“商民便之”，从而促进了盐业的发展，朝廷的盐税也得以征收。
　　又如，在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任上，郑大进见上缴朝廷的黄、白腊原来逐年上调，每年需8000多斤，此后合为数年一调，造成上调之年往往难以收足，而且一年内骤征，百姓也不堪其敛。郑大进察得实情之后，奏称黄白腊产地仅有辰州、宝庆二府，宜分年收购存储。并下令二府提早一、二年购买，存贮于司库，每年定期调运。终于“得旨如所请”，既方便转运上调，也有利于发展黄白腊生产。
　　在贵州布政使任上，郑大进了解到贵州仓库多储米粮，又没有一套出陈易新的方法，而黔地多雨，仓中米多有霉变的。贵阳之称，正是阳光可贵之谓。陈米质差，新米又进不了仓，有关官吏竟长期不思解决。郑大进建准于青黄不接，各地缺粮之时，将历年仓库中的陈米，“平价借、粜”出去，然后于秋后“按一米二谷，购补还仓”。此后成为定例，使仓储多改为贮谷，减少霉坏之害。这无疑有利于粮食供应和储存，也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
　　在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任上，楚北宝武局铸铜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引起他的关注。宝武铸铜的原料全靠云南供应。按原有铸法，需以40％的高质料配以60％的低质料进行鼓铸。而高质铜料越来越少，几至无法供应。采购者在云南有时守候经年，严重影响了铸铜生产。郑大进经一番考察、核算，认为低质铜料价格每斤便宜二两多金，若以低质料鼓铸，去除杂质之后，其成品仍能与混合料等质，剔除出来的铜渣还可炼成黑铅以制作子弹。于是，他极力推行单纯采用低质料的新的铸铜法，使云南的低质铜料不致积压，又使宝武局节省了铸铜成本，还能充分利用副产品黑铅，增加了利润。
　　郑大进的治绩，还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任湖广总督时，恰遇钟祥、潜江、荆门、江陵等县河堤溃决。他当即查清灾情，据实上奏，陈明安陆、荆州二府，以湘江大堤为卫，堤防必须十分坚固。其中钟祥县—带江逼浪冲；潜江县—带，地洼沙积。此两处尤须重点加固，应根据地势高低，改筑月堤，以求永固。朝廷见其建议具体可行，即予准奏。后任直隶总督，还查勘了永定河。他见望都县的九龙河流经清苑、安州、新安，然后汇人大清河，直达天津海河，为京津之重要水道。但因久年失修，河床淤浅，水坝又不够高大，因而时有水患。乾隆年间虽曾疏浚，但不得法，“旋挑旋淤”。郑大进经多方征求士庶、水利专家的见解，了解到“坝闸不修，则水无所蓄、泄”之道理，遂上疏提出：“宜分段开挑，增筑闸座，以时启闭”的措施，获朝廷批准，并拨给建闸经费7万余金。郑大进“相度兴筑”，终于既得以疏浚，又使蓄、泄得宜，而且还可通舟楫，便民往来。
　　郑大进还十分体察民情，关切民瘼。他所施行的诸多善举，诸如“边徼(边界)积习疲敝”，他“加意抚恤”；“丁徭缺额”，他允许“通融顶补”；“轸念农人，俾平民耕种，皆有所籍”；以至“为民请命，祈雨应时”等等，的确不可胜数。他每遇灾害，辄采取措施，“赈恤之政，酌诸至当”。如在河南巡抚任上，曾遇“沁、洛暴涨”，仪封考城决口150丈。他一接到险情报告，即赶赴现场，安抚灾民，“督饬员弁竭力堵筑，役伏日不下二万人”。他见灾情严重，一面自请朝廷处分，一面采取“以工代赈措施，使灾民踊跃参加抗灾，既增大抗灾能力，又改善了灾民生活。而郑大进自己却因“日夕工所”，致足患湿症。第二年，郑大进任湖北巡抚，又针对武昌辖下之通城，地僻山阻，漕运十分艰难的实际情况，疏请以武昌兴国等7县每年漕运余粮“输于官”，以抵通城漕额，然后将通城漕额折合银款，分解各库，作为兴国等县漕运“脚价”等费用。这就解除了通城粮运之艰苦，兴国等县也无亏损，又方便于调剂粮米入库。在湖南，郑大进见地方官吏动辄借用库款大兴土木，修缮公署，深知此中缘由全在于有关官吏常从中图利，当即奏准“凡修署者，责令保固十年，不及限者自葺”，使各地官员对此有所收敛，“积弊顿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据载，郑大进“视吏民如子弟。行部所至，农夫走卒皆得直前白事”；“与属员言无严词厉色”。但对邪恶势力，却毫不留情。他到河南任巡抚时，恰逢黄光三传教湖北，延及河南，一时教匪活动十分猖獗。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区别对待。对为首分子，应严惩不贷，“痛惩其始”；而对人教普通百姓，应视作受骗，属“愚民之无知，可恕”。所以及时严令缉捕为首者，依法究办，并向朝廷奏称教匪贻害风俗，应饬牧令及时处置，深得皇上嘉许。此后，“教匪事起，祸延川陕七年”，独河南不受其害，所以朝野都佩服郑大进有“先事之勇”。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教化”。他认为，“古者王道之行，成于教化；而风俗之厚，肇自师儒”。为此，他“所官之地，育爱士子”。他在正定府任上，即“修府志，建书院，立碑训学”。他亲自主持编修的《正定府志》凡50卷。他还在家乡倡建了梅岗书院，并亲为撰写了《梅岗书院记》。
　　更为难得的是，郑大进官阶不小，却不许乡亲仗势欺人。就在他授直隶总督之时，曾回乡省亲。他的家乡山美村与邻乡池厝渡村向来常因地界诸类事发生纠纷。山美村人想借用郑大进的权势压制池厝渡村。郑大进当即告诫乡亲：“强弱之不敌，父老所知也。世有千年池厝渡，而无百年郑大进。奈何修怨以累子孙乎?”郑大进的高尚品格和这富有哲理的话感动了两村村民，自此旧怨全消，和睦相处，成为千古美谈。
　　郑大进很有才华，主要著述有《爱日堂诗文集》，惜未付梓，故诗文多不传。还有《郑勤恪公奏议》，汇集了他的奏疏草稿，但也惜多不传。现存只有王先谦的《东华录》所收他在河南巡抚任上撰写的《开封得雨，河水骤涨，自请处分》、《拟藩库章程》两疏和直隶总督任上撰写的《浚保定九龙河》一疏。近抵贵阳，见贵阳名胜甲秀楼有其石刻诗《登甲秀楼》，该诗潮汕一带志书、文史资料均未录，特附篇末，聊以备考：
　　丙中春三月，岁旱破怒雷。
　　古者书云物，望气尝登台。
　　黔蛮夙反复，犹余万劫灰。
　　大化涵濡久，日月并昭回。
　　葱葱还郁郁，佳气东南来。
　　鳌矶拔地起，跨江阊阖开。
　　群山相映发，万壑纷追陪。
　　其下蛟龙宅，明月弄珠胎。
　　芳洲有杜若，相将毓陈荄。
　　虹饮饥且渴，蜿蜒雨风催。
　　我纵千里眼，游心骋八垓。
　　遐迩但一气，俯视如浮埃。
　　蜃楼与海市，顷刻生疑猜。
　　清空遽若洗，身疑在蓬莱。
　　昔过洞庭湖，仙圣景逸才。
　　岳阳亦新构，题名楚云隈。
　　波澜仍壮阔，南明水潆洄。
　　这是一首五言排律。甲秀楼建于明万历年间，耸立在贵阳市区南明河中鳌矶石上，跨江拥堤，雕栏玉砌，卓卓风姿，备极娇妍。郑大进的诗，直抒其临楼极目，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宛若置身画图的亲切感受，可谓深醇谨严，气概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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