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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鲠直清节唐伯元

    来源:《潮汕先民与先贤》    作者:黄赞发    2014-09-1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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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澄海县苏湾都仙门里(今属溪南镇)人。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唐伯元的一生是以清节知名的一生,也是在治政和治学上都很出色的一生。《明史•儒林传》说他是“岭海士大夫仪表”。在他青少年时期,明代的复古主义文学正当高潮,他也学有所就而受到肯定。就如他自己所说:“言文者争治左、国、史、汉,以取荣誉于时,至嘉、隆尤甚。余少时偶读一二家而喜之,间有论著,人称能焉。”
  嘉靖四十年(1561年),唐伯元22岁,考中了举人,认识了潮阳周光镐,结成莫逆之交,此后还成为姻亲。周光镐的父亲周孚先是潮中知名学者。周孚先曾在南京与江西永丰吕怀一同拜大学者湛若水为师。湛若水是增城人,是当时学术界王守仁之外的又一帅。与王守仁一样主张知行合一,但特别倡导“随处体认天理”,以避免空谈良知,脱离社会实践,又避免“直任吾心”去胡乱实践。唐伯元与周光镐结识时,周孚先已去世,遂于隆庆二年(1568年)一起到永丰石塘拜吕怀为师。吕怀用刚完稿的《三书本义》让他俩学习。
  三年后,周、唐一同上京赴考,结果周光镐一举登第。唐伯元落第后独自到石塘住了数月,每天帮吕怀修订《历纪古义》,师徒相处甚洽。唐伯元从吕怀处接受了湛若水的学术观点,并使之更具实践性。他认为心性(或曰天理).是以物为载体的,离开物,心性便无从谈起。他把物限定在“身、家、国、天下”,最终目的依然在于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过了三年,万历二年(1574年),唐伯元终于得中进士。
  半年后,唐伯元被委任为江西万年知县。据陈一松(官至工部左侍郎)撰写的《送唐曙台令万年序》所载,万年是个新设小县,幅员仅数十里,建置也才50年,一直“未有制科往令兹土者”。以正式制科进士为万年县令,还是从唐伯元开始的。为此,唐伯元郁郁不欢。赴任那天,在京“同乡诸君子合饯于郊”,为其送行。陈一松受众乡亲委托,以此序勉励他“勤恤民隐,不小视万年”,而要“不遗余力”地作好生产、治安、礼教等工作,使“田野既辟,外户不闭,俎豆斯秩,礼乐可兴而万年称治”,“异日玺书征召,为耳目,为股肱”,这实际就是“托始于兹”。唐伯元闻而“跃然”,高高兴兴地前往履任。由于他以民为重,施政有方,所以一年后调离时,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
  唐伯元离开万年,到泰和任知县。泰和隶属吉安府。吉安是个物产丰饶,人才荟萃的地方。如唐伯元所推重的三罗。罗伦是成化二年状元;罗钦顺是弘治六年进士;罗洪先是嘉靖八年状元。唐伯元赞赏三罗,主要是三罗都是卓有成就的理学家,而且都反对空疏学风,不事奢华,甘愿清贫。唐伯元在泰和五年,以三罗为典范,清廉公正,克尽职守,很受当地士民推崇。周光镐的家人曾上京路经江西,闻当地人士称颂唐伯元,不禁高兴地去信说:“彼中人士颂足下政泽,前百年未有也”,“知足下宅心纯粹,政事自与时吏迥别”。万历八年(1580年),唐伯元调任南京户部主事,泰和百姓也为他立了生祠。
  作为明朝留都的南京各部官员,虽没实权,但品秩与北京同,也可上表议政,倒是显得颇为清要的。唐伯元很能正视其地位和职责,以“忧世乐天”为己任。不久,晋郎中。他与郭惟贤共同阐发儒学,共同编辑《白沙文稿》、《二程汇语》。此期间,还结交了后成为东林党领袖的顾宪成。•
  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史詹事讲疏请王守仁从祀孔庙。首辅申时行等也以肯定王守仁的功业、气节、文章为由支持从祀建议。明神宗也已表示同意。应该说,王守仁针对当时思想领域言必称程朱理学,使学术僵化,学术界死气沉沉的情况,针对一般读书人都把程朱学说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知和行完全脱节的流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致良知”新学说(或称阳明心学),一下子打破了学术界的僵化局面,的确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新学于嘉靖年间已开始流行,隆庆以后南方各省几乎没有不改从新学的。但是,阳明新学的后学者却过于反程朱理学的权威,一味肯定自我,以至于以自我原则荡轶礼法,渺视伦常。为此,唐伯元出于为维护封建法则,巩固封建统治,毅然呈上《争从祀疏》,坚决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
  在这篇洋洋近6000字的奏疏中,唐伯元肯定了朱熹学说使“二百年来道术有宗,教化有纪,人才辈出,皇风穆畅”的功绩;指出王守仁“始倡为致良知之说”,“其初意非欲有异于熹”,但“行于江南而其旨顿失”,往往“抵牾于熹”,破坏了程朱学说所阐发的社会伦理规范;极力否定王守仁的“心学”,说是“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并阐析了王守仁学说之前后自相矛盾;明确指出,“国家报守仁之功,有美谥矣,有爵封矣,又有敕建专祠矣”。如果需要,“进而配享于功臣之庙亦无不可”,但一从祀孔庙,则学者以为“朝廷尊宠王氏,此重彼轻,则今之进王,乃所以斥朱,而道术将从此裂,祖宗表章朱学以为制考之意,亦从此坏”。最后,唐伯元还请求说,如果一定要从祀孔庙,则“祀典之日,布告天下学宫,明示朝廷所以祀守仁之意”,不准“天下士子敢有因而轻毁朱熹”,“学守仁者,须学其功业、气节、文章之美,而不得学其言语轻易之失”。
  接着,唐伯元又呈上《进石经大学疏》,同时献上两本自己加注的《石经大学》。在奏疏中,唐伯元进一步阐发了对朱学和新学的看法,表明了自己对从祀一事的担忧:“今者守仁祀矣,赤帜立矣,人心、事习从此分矣”;王守仁的新学“向之延蔓也止于江南;今之风动也及乎天下”。
  明神宗将唐伯元的奏疏批给大臣们朝议,因而掀起一场攻击唐伯元的巨澜。南京给事中钟宇淳上疏,指谪唐伯元“诋毁先儒”。少数同情唐伯元的人,如吏部尚书杨巍,户部主事顾宪成等则爱莫能助。于是唐伯元被贬到海州任判官。不久又调到保定府任推官。最后还是杨巍的帮忙,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冬,调回北京任礼部制司主事。
  第三年夏,唐伯元告假省亲,在潮州一住两年,与朋友们谈经论史,吟诗作对,深切体味到隐逸山林的乐趣。他在郡城小西湖上建了房子,名为“醉经楼”;在故里仙门乡营造了唐氏宗祠。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假期已超过,他还乐而忘返。最后还是奉了老父之命才违心地回京。“庭槐旧绿称觞处,留得清阴待我归”。这就是他的心声。
  两年后的万历十九年春,唐伯元奉旨到民间为年方10岁的皇长子选取宫女。为此,唐伯元又作出了一件一般官员所不敢为的事来。他借着这一话题,毅然上了一疏:《论选宫人疏》。根据疏中所奏,唐伯元第一次奉旨选美,中选者不够十分之一,少女们不是“逃慝”,就是“污容毁体”。第二次奉旨选美,因先予“晓谕”,才得以顺利完旨。本来,这么报告一下实际情况也就罢了,唐伯元却笔锋一转,竟毫无顾忌地说:“臣窃谓为皇长子者,不患宫人之不备,而患圣德之不修。伏惟皇长子英龄方茂,豫养宜端。而朝夕涵濡,宫禁尤切。”并一面引用程颐之言,提出“宜选宫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以远纷华,而养德性”。“新进女子,姑令教习如周礼法,俟大礼成后,更选人侍”;一面引用孝宗当太子时,宦官覃吉每天以经文和天下利病开导之的先例,建议选几个像覃吉—样的人教导太子。至此,唐伯元还不知进止,居然以太祖教导太子的话说:“吾平居无优伶近侍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言无偏听,政无阿私。”这无异于借太祖的话教训今上。更有甚者,唐伯元还重提嘉靖的遗诏:“一念倦倦,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郊庙不亲,朝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赧。”
  唐伯元也实在太大胆了,阅过奏疏的大臣无不为他捏一把汗:一触动帝怒,那就难逃厄运了。当时,唐伯元任职已满六载,吏部也已按惯例提出了擢升之拟,内阁却因此压下不动。然而,出乎朝臣们意料的是,几天后,明神宗从宫中批下御札承认自己过失。这使唐伯元深受感动,不禁精诚地说:“有君如此,其忍负之!”
  是年,唐伯元在湖广负责秋闱主考。由于神宗的信任,他一回京就到专掌皇帝宝玺、符牌、印章的尚宝司任司丞。第二年,母亲去世,他匆匆回潮守制。在此期间,他在西湖山北麓建了寿安寺,在南岩下建了紫竹庵,有时也在郡守和朋友们的邀请下,游山玩水,闲吟酬唱。但守制期间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还放在撰写《礼编》一书,目的就在于匡救世风。这是一部28卷的大部头,前后共花了5年工夫。,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秋,守制三年期满,唐伯元回京复原职,不久升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代行郎中之职。此司职权极重,负责协助尚书掌管官吏的选调工作。每年于双日考选吏员,于单日定品级,事务十分繁忙。唐伯元以感恩的心情,强撑病体,勤谨地协助吏部尚书孙丕扬工作。他把全副心思都用在选拔制度的完善上。孙丕扬以操守鲠直闻知于朝野,唐伯元也早以淡薄清节受到人们称赞。两人主持考评选拔工作,百官都不敢乱拉关系。但是来自宫禁中的多方干预,本就使他们深感头痛,而神宗皇帝越来越严重的懈怠态度,更使他们束手无策。奏疏大量滞留宫中,候选官员累月经年地苦待着。孙丕扬不想干了,但13次上疏都得不到神宗的批复。为此,唐伯元在突然被改任饶州通判之后,决意辞官归隐。
  唐伯元回到潮州,在西湖山北麓的寿安寺旁建了居室,种了梅花,命名为梅花庄。他又在雁塔下,筑了钓鱼台,常披蓑戴笠,孤坐垂钓。有时,也还勉强伴陪着地方官游湖吟诗。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就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秋后寂寂地离开了人世。据《明史》所载,第二年,神宗甄别吏部郎官,又想起这位官阶不高,但却鲠直得可爱的唐伯元,下诏起用为南京部职。但传诏至潮州,唐伯元死已逾年。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追封他为太常少卿,并赐赠“理学名卿”巨幅横匾。
  唐伯元的确学问很深,著述甚丰,有《易注》、《礼编》、《道德经注解》等十多部著作,诚不愧为一代“理学儒宗”。他的诗歌也写得很好。作为理学家,其诗的确难免“沉酣六经之津液”,但能去其糟粕,不事雕琢,自然清幽。如《官人行黄梅道中为役夫述》有句:“前岁树皮尽,去岁草根绝”,诉说荒年之悲惨,明白如话而不失雅致;《新移芍药台上》有句:“旧蕊支新蕊,深红间浅红”,描述芍药之形态,清淡素雅而不失绮丽,都颇可见其功底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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