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儒薛中离
来源：《潮汕先民与先贤》 作者：黄赞发 2014-09-14 浏览： 次
明代中期，王阳明起而创立心学，公开批评朱熹学说。其影响所及，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使心学逐步成为足可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一门新学，以至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也许恐有“离经叛道”之嫌，王阳明课授生徒，一直只凭口传心记。后来由他的学生整理的与诸生问答的《传习录》仅得其授课内容的一部分。《传习录》有多种版本，最早为潮人学者薛中离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八月刻本。
薛中离是王阳明主要的入室弟子之一，名侃，字尚谦，号钝子、常思子。中离是王阳明赠与他的又一号。薛侨(薛侃六弟)在《中离行状》中曾说：“先生(指王阳明)以其质虚，赐号中离”。薛中离是明代中期一位道德学问都深有影响的学者，但向来研究明儒理学者却少于论及。本文聊试为此略作发潜补遗。
从阳明高足到心学主将
薛中离生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先祖薛兰，原居福建廉村，于宋淳熙末年南迁入粤，择居于潮属揭阳县龙溪都凤里，至薛中离已是第13代。凤里因薛氏子孙繁衍而被称为薛陇，今属潮安县庵埠镇。
薛中离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在那儒学发展进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交相辉映而又交替兴落的特定年代，他深受阳明学说的影响，始终孜孜以求，似无意于仕途，却又不得不刻意追求功名，并曾两度上京赴考，最后还陷入了官场中最高层的争斗而不能自拔。他一再宣称“心外无物，物外无心”，却直至晚年还对荣辱人生耿耿于怀。林大钦在给他的信中说：“近蒙寄《惠生八问录》，虽辨问周明，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就是很好的佐证。
正德九年(1514年)，薛中离赴南京应试不第，闻知王阳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常讲孔孟周程之学，即前往拜师，接受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教育，竟至“朝夕相与者三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曾受过当权宦官刘瑾的排斥，后因平抑大帽山农民起义和宁王宸濠之乱有功，深受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王阳明治学，重在存天理去人欲，注重学术的实用性。他继承陆九渊(象山)的学说，进一步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心学。从《传习录》中，我们看到，王阳明敢于反对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某些教条，确是十分难得的。如针对朱熹注释《大学》将亲民改为“新民”，并说是“革其旧之谓”，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偏了”，“亲民”应是“仁民之谓”，从而主张以民为本，应施以仁政。又如，反复强调“心即理”。就是说，事物之是否在理，必经内心之判断，反对朱熹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说。这尽管纯属唯心主义学派的内部分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几百年来程朱理学一家独尊的权威地位，打破了思想学术界在儒学研究上一度僵化了的局面，确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薛中离一人儒门，即对阳明学说深为信服，与诸同窗日夜研习，渍砺不懈，成为王阳明忠实的入室弟子。
三年后，薛中离再次上京赴考，得中进士，王阳明修书致贺，但说“不是为今日之喜，而是为野夫异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将其得中，仅看成是得异日良伴。王阳明还告诫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系在风中，若非黏泥贴网，恐自主张未得。”据薛侨《中离行状》所载，薛中离深受阳明先生的影响，登第后自谂说：“仕以行道，吾斯未信。”于是不愿受官而“归侍父母”。其时，其兄薛俊正在江西上饶怀玉任教谕，其母也在兄处，所以他归至怀玉即留下来。在怀玉数月，薛中离又连连接获正在江西“征三涮诸寇”的王阳明的数封书信。阳明除极力向他宣扬“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外，特别劝导他“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义利，若于此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并鼓励他“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大抵工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今得还故乡，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寻平路，可以直去康庄，驰骋万里”。
在阳明先生的鼓动下，加上乃母的赞许，薛中离约同饶平友人杨骥前往赣州，再度师事王阳明，“亲师取友”又三年。固然，潮人学者最先接触、沾溉阳明学说的还应算揭阳的郑一初。郑一初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因刘瑾专权，郑不屑谒选，归里教授子弟；正德初年，刘瑾伏诛，郑才受御史职，巡抚云南，风纪肃然。正德七年(1512年)，郑到京师受业于阳明门下，每天与阳明高足徐爱、顾应祥等质证砥砺，始启阳明心学榛途。但是，郑身体欠健，于正德九年即以疾乞休，至杭州病逝。所以，心学得以传入潮州，还要迟至薛中离。正是在阳明心学还受到程朱理学排斥的情况下，由于薛中离的大力倡导，其兄薛俊竟率领薛氏兄弟子侄以及后学乡亲赴赣州求学，掀起了潮人研习王学的热潮，使潮人讲学风气大盛，并逐步形成学派。对此，王阳明自己也不无感慨。他在为薛俊所撰的《祭文》中说：“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介也。”
此后，薛中离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与杨骥兄弟及澄海人陈明德一同讲学于潮州金山的玉华书院，并曾结斋于梅林湖，开始了他对心学的深入钻研与传播，使“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至嘉靖三年(1524年)，他以丁母忧服阕，结茅于梅林湖西之虎肚地(或称虎山)，“以正学接引”，使潮人学风为之一变，该山地在学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明代大学者，香山县苏山(今属珠海市)人黄佐《中离山记》有云“中离山之名，古未有也，其得名于时，则自中离先生始。”
第二年，中离山讲学之盛，逐步达到顶峰，而且，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潮州一府，也远远超出岭南一方。据薛侨《中离行状》所述，当时薛中离“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薛中离自己所赋《离山书院》钟铭诗云：
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
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
也可见当年中离山讲学的规模与盛况。至第三年，更辟中离洞，并逐步形成了中离十八景。薛中离当年亲笔手书的“中离洞”三个大字抵今犹存。
必须指出，薛中离之钻研儒学，倡导心学，还是在他经历了一场高层角斗之后才真正专心致志的。嘉靖十年，他在行人司司正任上，曾受权臣所趣动，上疏劝告嘉靖择还亲藩，不意触动“帝讳”，竟被下狱廷讯，以至被罢了官。为此，他于第二年即回到家乡，筑书院于东莆都之宗山中，并建怀惠祠以祀阳明先生，潜心于心学数载，而后四出游学，间或览胜。他远抵江浙，登天目山，憩金山，览天台，游雁荡；然后又南归，踏青于桑浦之宝云岩，人罗浮朱明阁，东莞奇石玉壶洞。后至惠州，被叶惠江、谢惕斋、刘古狂等名士留居半迳寻乐堂和丰山永福寺前后达四年之久。
这期间，他经常以诗抒发其浪迹天涯，寄情山水的心怀。如《题半迳》有句“百年尘外梦，湖海寄扁舟”；《丰山步月和周狮峰韵》有句：“野寺湖中景，月上绿杨堤”，“呼童拈香读，词雄湖海姿”等等。但游旅之中，他孜孜不倦，朝夕以求的仍然是研格致之法，讲良知之学。如抵浙时，曾被邹东廓、罗念庵等名士“留处青原书院旬月，四方同志听讲数百人”；又如旅居惠州丰山永福寺几个月，从学者也达几十人。居丰山永福寺期间，他每日在惠州西湖论学，将所讲编成《经传论文》，编著了《惠生八问录》，并写下了《西湖记》。当时，“四方之士，负笈接武至”，“惠人于是广见闻，知法门”。就如清代江逢辰咏永福寺诗所云：“惠阳讲学前朝盛，粤派王门自此开。我行忽忆薛夫子，不厌频寻萧寺来。”
与此同时，薛中离潜心著述，为后人留下了《研几录》、《图书质疑》、《惠生八问录》等多种心学论著。明万历初年，已有四卷本的《中离集》刊行。此外，他除了率先梓行了王阳明的言论集《传习录》一卷外，还与王汝中一起精选王阳明文录，“萃其简切”，编成《阳明则言》二卷，较好地解决了阳明先生的文录虽完备，但“行者不易挟，远者不易得”的问题，有利于心学的传播和普及。
综观薛中离的学术思想，一如黄佐所论：“以忠信不欺为主体，以良知良能为实学。”王阳明给予“格物论”以新的解释，批评朱熹的“格物”说“务外遗内”，忽视身心修养，从而以“致良知”扬弃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极力强调“致良知”要落实于伦常日用的为善去恶活动，表现了重人的价值取向。薛中离则深谙师学而更为洒脱。他在《则言序》中说：“天日太虚，圣曰通明。虚、明者，良知之谓也。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体之谓也。”又说：“问学之道无他，致其良知已矣。”他反复强调，“致我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认为良知即天理，致即行。薛中离重视行，也就是重视实践，确有可肯定之处。
与乃师一样，薛中离力主性善说。他在《乡约序》中称：“古之盛时，化行俗美，人人君子。”并明确指出：“有善无恶人之性”，“好善恶恶人之情”。他极力主张心体本无善恶，后有不善，是“动”的结果，只要去掉这造成不善的“动”，就可使至善得到恢复、回归。他在《研几录》中说：“吾心与天一，与圣一，本至善也。动而后有不善，去其不善之动，则至善复矣。”他又说：“学问之道，去其不善以归乎善而已矣”，“去其不善以归乎善则格矣”，“格之由是也，则知致而意诚矣；意诚则廓然大公而心正矣，心正则物来顺应而身修矣，以其廓然而应之于家，则家齐矣；以其廓然而应之于国，则国治矣；以其廓然而应之于天下，则天下平矣。”可见其致良知，是作为治学和道德修养的过程，最终达到诚正格致与修齐治平，内外合一。他在《登峄山记示诸生》中说：“山水无私，而人物有情，有情者变，无私者存。是故登其山，本体形焉。清者感之旷其情；浑者感之滁其虑；郁者感之散其怀；蔽者感之豁其意；忙者感之息而怿；闲者感之静而益幽。”他的意思十分明白：登山也是个修养过程，山水无私，登而“感之”，则不管你是什么样人都会从中获益，“本体形焉”。
在义利观方面，薛中离明显表现出重义轻利的选择。他强调体认本心以去利轻利，磨练自心把私欲廓清。在《研几录》中说：“正心如印板玲珑端楷，修身是要印得仔细。”他反复劝导学者自觉地重义轻利，注重道德动机的纯然无杂，端正道德行为，本良知之心根除利欲私念。他在《重修兖州府儒学记》中强调说：“夫子之道，亦惟一贯而已，欲为一贯之学，亦惟无欲而已矣。”
薛中离还针对某些人对阳明学说有“类禅”之讥，经一番研探之后，撰写了《儒释辨》一文。他体察人微地分析了儒释之别，明确指出，禅者为了“省事则髡焉；去欲则割爱焉；厌世则遗伦焉。”这就是说，释氏遗弃外界事物以求自身的解脱，堕于虚寂；忽视现实世界之人伦秩序，失之无爱。可见释氏于世是很不负责任的，与心学的反自我的伦理道德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与此同时，他自信地声称：阳明学说“言乎静无弗具”，“言乎动无弗体”，“言乎用之天下无弗能”，“一本立焉，五伦备焉”。这正体现了他内以修心养性为本，外以尽善人伦，经世致用为务的人世精神，与其义利观毫无二致。这些主张都不无积极意义。
薛中离的学术思想，都是源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教而又有所阐发，并别具特色。必须指出，程朱理学也罢，心学的理学也罢，都是儒学的一个学派，在激烈的论争中，全都认定自己的学派才是真正的儒学正宗。朱熹固然是如此，阳明也不无如此，阳明的高足薛中离也当然如此。黄佐就曾评价薛中离“有得于孔孟正传之深”，“有志于圣贤之学，而独能穷其秘”。薛中离不遗余力地钻研、倡导心学，并与其亲族友人一道促成了潮州学人研习心学的前所未有的热潮，这实际上，就是将潮州以至于岭南儒学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历史高峰。
崇扬心学与立朝处世的实践
应该说，薛中离的确是一个淡薄功名，无意于仕途的学者。他中进士时已32岁，而还不愿受官，一连数年四出游学。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授行人司(专掌朝觐聘问)行人，他才赴京任职。《明史》其本传却载明“世宗立，授行人”，则其赴京任职还要迟至1522年。嘉靖三年(1524年)薛中离又因母丧，回乡守制。嘉靖七年(1528年)薛中离返京起复行人之职。二年后，任行人司右司副。
可叹的是，一为人臣，就想竭忠尽智。这似乎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共有特性，而悲剧也就往往由此开始生发出来。薛中离也不例外。他当上了右司副不久，即呈上《正祀典以敦化理疏》，陈述了七件事。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二事：奏请将宋朝的陆九渊(象山)和本朝的陈献章(白沙)“赐谥从祀”。他认为，“宋淳祜元年，诏以周程张朱四子从祀，士习为之丕变”，而象山、白沙之为学也卓有成就，所以“乞赐赠从祀，风示四方”，“以彰我皇明之盛德，鼓舞人心”，“使学者反诸心以精义利之辨，笃于行以成淳厚之风，则善人多而天下治”。
同年年底，薛中离再次升迁，成为行人司司正，父薛骥也被追认为文林郎，行人司司正，母曾氏为太孺人。恩遇可谓不薄。薛中离感戴之下，更视君国大事为己任，频频上疏。越年二月即以《明正学以安圣躬疏》上达，指出周代以来，“虚文日繁”，“为今之治，莫若导民务实，返朴还淳”。极力主张“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劝，不怒而威，愈纯愈化”。确也不无灼见。六月，又上《复古制以新士习疏》；闰六月，更连上《仿古更化疏》，《复旧典以光圣德疏》。
在《复旧典以光圣德疏》中，薛侃针对皇位的继承问题，严肃指出应吸取正德三年“逆瑾怀异，遂并出封”，致人主孤立的教训，恳切地请求嘉靖“查复旧典，于亲藩中择其亲而贤者，选取一人，入京为守城王，抡选端人正土，为之辅导”。这样，进则“他日东宫生长，其为辅王”；退则可由“陛下躬亲诲育”，不致“仓卒之间，阔然无情”，这才是“防微虑远之道”。没想到其时嘉靖求储心切，薛侃的忠言被视为“触帝讳”，震怒之下，竟将其“下狱廷鞫(审问)”，穷究主使之人。据载，当时薛侃被“连鞫八次”，“拷掠备至”，“斃而复延者数四，终不变，可谓杀身成仁”。
为什么这么一份为着宗庙大计的奏章，竟会掀起这么一场倒海狂澜呢?原来，这里面包含着极其错综复杂的高层斗争。
当时，少宰(吏部侍郎)虚缺，嘉靖意欲起用以“强直开敏”见称的夏言(后官至首辅)。少傅张孚敬与夏言素性不合，且屡被夏言所忤，深怕夏言得势，正恨无机可乘。恰好薛中离把奏稿先请太常卿彭泽观阅。薛中离根本不谙官场的复杂，更不识彭泽是何许样人。原来，彭泽为吏部郎时，因德行欠佳，“京察被黜”，是张孚敬奏留的，而且还升迁为太常卿，故早已成为张孚敬的心腹。彭泽估计到此疏将会触动嘉靖的私讳，“必兴大狱”，即密告张孚敬，共商奸计：决定一面由张孚敬以抄件向嘉靖密奏，并胡说夏言是主使者；一面由彭泽力促薛中离上疏。于是一场大祸降临到薛中离头上。夏言也因此被执。薛中离面对大刑，始终“辞气安详”。彭泽竟挑引其供认夏言是主使者。对此，薛中离义正辞严地说：“疏我自具，趣我上者，尔也，尔谓张少傅许助之，言(指夏言)何豫?”严正宣告：“明有君父，暗有鬼神，头可断，此心不可欺。”并一针见血地指斥奸党所为在于“欲假机阱”，以“空人之国”，终于使嘉靖“具得其实”，乃释放夏言，罢免了张孚敬，谪戍了鼓泽。薛中离虽因触犯帝讳被革职为民，但却一直受到朝野的推重，大赞其“百折不回，铮然有白刃可蹈，威武不屈之节”。正如翁万达在给乃父的信中所说，薛中离“语直而心不动，两京士夫咸壮之。千载而下，名照汗青”。夏言则在薛中离去世时，特为他写了一篇祭文，给予极高评价：“粤山之英，南海之灵，萃生我公，握奇抱贞，鸾仪鹄峙，翔于
天路，蹇蹇怀忠，棱棱抗疏。”
但是，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四年后(1535年)，薛中离的胞侄薛宗铠(薛俊之子，字东泓，时官拜户部给事中)上疏二千余言，力劾权奸吏部尚书汪铉“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徇私误国”。汪鋐反咬一口，胡说宗铠“挟私”，意在“为其叔复仇”，并引薛中离前疏激怒皇上，促使嘉靖削斥宗铠为民，并将其“廷杖八十”。于是“白简飞霜，玉阶溅血”。薛宗铠被打得遍体鳞伤，犹“神思清定，言笑自如”，五日后，“赋诗见志”，表达了“大奸既去，遑恤我身”的义胆忠肝，然后含愤而卒。对此，京城内外，闻者莫不“愤惋欷歔，至愿以其身赎”。翁万达为他写了一篇祭文，怨“圣主不怜”，愤“贼臣误国”，恨不得“挥戈碎贼臣之首”，感叹“邦人河岳不能庇才贤，国家元气不能寿忠直。”此后，海瑞也在薛宗铠的《光裕集》序中说“东泓一疏，上忤天子，下触权臣”，盛赞其“气节足以生天下正直之气”。
宗铠之惨死，薛中离更自伤悼不已。他声泪俱下地为宗铠撰写了传记，称誉其“精敏爱民”，“锄抑强梗”，“死之日无完肤，而神思清定，言笑自如”，“从容就义”，抒发了极其强烈的思想共鸣。真如冯奉初所说：“岂非一门忠义!”
崇扬心学与造福社会的实践
如果说，在治学方面，薛中离已多方体现了他十分注重学术上的反自我，求心体自明至善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他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就都无不表现了他将所学回馈社会，造福人群的务实态度和儒者善尽人伦关系的人世精神。
为实践“居官则思益其民，居乡亦思益其乡”的诺言，薛中离是表现得十分出色的。他很重视修桥造路等善举和农田水利建设。嘉靖五年(1526年)，薛中离见家乡一带堤围年久失修，“一遇崩溃，巨浸百里，沉庐倾堵，禾稼弗登”。即积极向知府王袍(字子章，浙江人)进言，力倡重修南堤。该堤起自潮州城南门城角，直至庵埠许陇接澄海界。据他所撰的《修堤记》所述，他与乡贤郑玉之率民众修堤，使大堤“益崇三尺，广一丈”。第二年“飓风发，水陵旧堤三尺，其不没者仅一尺”。若不是此次修堤，狂飙之下，将无完庐。正因为如此，他对支持修堤善举的王袍，大加称赞：“公慈祥温厚爱民”，“忧民之忧”，“出于天性”。嘉靖六年(1527年)，薛中离见近百年前所建的龙头桥，早已仅存其半，即说动揭阳县主簿季本进行修复，并为作记。
更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冬倡开中离溪一事。桑浦山前原有二溪，相距十里，因二水互不流通，诸多不便。薛中离为了沟通二溪，他先向知府王袍分析了开溪的“地气兆”，“天时应”，“人力齐”等客观条件，使王袍下了决心，予以赞许。薛中离亲自策划开溪有关事
宜。他乘冬天水涸，动员民众参与。动工之后，他又与经卫涂洎以及林孚中等，一起主持是事，至“焦思涉泥”，可谓心力并耗。经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凿通了龙溪至枫口十里运河，使“农者利灌，商者利贩，居者利运，行者利舟楫”。中离溪开通后的第二年冬，薛中离撰写了《开溪记赠涂子经卫》。文中，他除记叙了向王袍进言开溪到动工竣工的经过，特对支持开溪的王袍再次备加赞赏，说是老百姓因感其惠而“咸造其庭以谢”，并“呼其溪曰中离溪，呼其桥曰涂公桥”，充分表达了薛中离造福社会，爱屋及乌的热切心怀。后人有题诗赞薛中离开溪事，云：“二水跑东西，当中恨隔离。沟通有薛子，终古姓名题。”至今溪与文具在。中离溪在桑浦山华岩宗山书院前。溪畔有二石亭，一镌《中离开溪记》，一镌林熙春《续濬中离溪记》。
据《薛氏族谱》所载，薛中离为家乡一带所做实事善举达12项之多，兹引列如下：
一、浚海阳(潮安)县上莆等都溪30余里，上通潮城、揭阳，下通鮀江、鳄浦等都，商民舟楫往来由里河，免航海劫溺之患。
二、造中离桥路大小共15所，民往来与耕田，牛畜利便。
三、设龙溪都里社祭坛行道三条，并石亭二柱，社庙一座，门楼一间。拾围12亩，带租银二两六钱，坐落蓬洲都土名蚬港等处。
四、擒围15亩，带租银三两二钱，坐落海阳县南桂都土名磨枋洲等处。
五、架龙溪都乡约所二处，与乡都会约行约便利。
六、造龙溪都通济桥九门，上通潮城，下达蓬洲所、潮阳县等处。(按：蓬洲所即蓬洲守御千户所，在鮀江都，非蓬洲都)
七、造桃山都登岗桥五门，上通府城，下达潮阳、惠来等县。
八、造地美都龙头桥七门，上通揭阳，下达龙溪、蓬洲等都。
九、修地美都鸡笼山径路10余里，与民便利。
十、造龙溪都庵头桥三门，并修石路至海阳县上莆等都20余里，与民便利。
十一、筑许垄子堤，并砌矶头三座，御咸潮，通淡水，海、揭二县灌溉田苗利便。
十二、倡修南堤，长8451丈，袤70余里。
诚然，这么多的修桥造路，开溪筑堤工程，势必广大民工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才能毕其功。但如果没有薛中离一类的热心人积极倡议，上说服府县要员，下动员乡亲民众，以至身体力行，此类实事也是难以实施的。这正是薛中离以“思益其乡”实践其经世致用观念的积极效果。
与之可相媲美的是，薛中离一直事亲至孝，尊师至诚。可以说，这是薛中离崇扬心学，尽善人伦的儒者之行。他早年就曾因父亲“遘疾”而“尝粪以验”。儒家所津津乐道的24孝，也恐莫过于此。中进士后，他不愿受官而南归侍养母亲。及至嘉靖三年(1524年)，他在行人任上，一闻母丧，即回乡丁忧，更曾绝食5日。其兄薛俊也“闻母丧，荤浆不入口，奔走于宗铠官邸而卒”。可见其孝悌门风。
嘉靖七年冬，阳明先生卒。薛中离闻讣“率侨与四方同志”，“数十人朝夕哭焉”。越年秋，更“趋王氏家，事无大小，咸为经理”。同时，还与诸同门立下轮年《抚孤题单》，陈明“恤遗孤以弘本，严内外以别嫌，分灶食以防微，一应所有，会众分析，具有成议”。对阳明遗孤，“每年轮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诸叔侄不得参挠”。阳明先生去世周年，薛中离又与诸弟侄和翁万达等为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并与翁万达合撰了《祭阳明先生文》。再越年，薛中离又在杭州城南天真山主持修建了祀阳明先生的精舍，并为撰写《勒石文》。尊师至诚，及于身后，确是难得。
薛中离的一生，是有成就有影响的一生。他去世后官宦学者，或驰书缄词致奠，或亲抵凤里哀悼，竟至数年不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著名学者湛若水更为撰《宗山祠堂记》，对作为“阳明先生之入室弟子”的薛侃，大加褒扬，说是“中离子行义在乡里，名节在朝野”，“所著《研几录》《图书质疑》，皆以发明师之的指，无后来毫厘之差也；然则其所得必不可量矣”；“行人尚谦，遭大狱于朝，明目张胆于天子之廷，义气冲空，百折不挠，若有之死而不可回者，则其中之存，与平素之所养，一念真切，浩然刚大之气，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日月，无愧于鬼神，是宜其在潮感潮，在惠感惠，闻于诸司感诸司。”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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