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五）,日本侵粤21军团司令命令104师团的132混成旅旅团长后藤为粤东派遣军司令，率饭岛、富田、法茶、大濑户、竹内、原地6个大队人马，在日军海、空军的配合下，对汕头发动袭击，并于22日凌晨占领汕头市。为巩固占领区域，日寇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手法和强化措施。

在军事上实行法西斯统治

一是在汕头广设防区占据点。日寇把汕头市内由广州街至崎碌一带划为戒严区，不准让人通过，所有军用物资俱集其中，使之成为军事要地。日军还把重要地段辟为据点，中山路的海滨中学（现市六中）为日本粤东派遣军司令部占据；外马路三牧楼被辟为日军报道部；中山路林家祠为伪和平军44师司令部驻地；日本航空队队部占崎碌市立一中；招商路大中旅社设为日本宪兵队队部；新亚旅社设为粤东派遣军政务部；永平旅社占为日驻汕领事馆，以此控制整个汕头。二是封锁通往各县道路。全市仅开放几个出入路口；一是由廻澜桥通往潮安路口，一是由中山公园前往澄海路口，一是由安宁码头通向潮阳普宁揭阳等地路口，一是由崎碌尾伯特利教堂前往海边路口。这些路口都用铁丝网围着，每条通道只留下仅容单人通过的狭道，两端由日本宪兵把守，严密检查出入人员和货物。

三是扶殖傀儡，建立日伪政权。1939年7月1日，汕头市在日寇导演下，经过他们豢养的汉奸走狗陈觉民、陈光烈、周之祯粉墨登场，组成“岭东治安维持会筹备处”（后改为汕头市善后委员会），由陈觉民任会长。与此同时还成立伪东区绥靖督办署和伪闽粤边区总司令部。1940年2月又正式成立伪政权汕头市政府，周之祯任市长。四是遍设特务机关。日本宪兵和汉奸密侦狼狈为奸，四处侦查市民活动。首先在汕头市内交通要道设岗布哨、检查行人，实行白色恐怖。其次是由各路段保长抽派壮丁组成保甲巡视队，每晚分班值勤巡逻。同时还分发良民证，不时抽查户口，实行“户长切结”制，层层监视市民活动。

在经济上进行资源掠夺

1940年起，日本先后在汕头增设三菱、大板、三井、台拓、大圆、白术、石源、福大、南宁等商务机构，全面控制汕头市贸易市场，华商的一切货物来源，全由日本商业控制，如要向外采购，必经日驻汕政务部许可。为了掠夺我国军事战略物资，日本以高价收购钨矿，甚至用化肥棉纱等物作交换。1942年8月，日本从上海运来化肥七千多包，专作换取钨矿之用，引诱不少唯利是图的不法奸商，走私钨矿资敌，助纣为虐，为日本侵略军制造军火提供物资。

日本侵略者除了对商业贸易垄断之外，还控制整个金融市场。日寇踏进汕头后，就大量发行军币（即军用票），夺取原来国民党国币流通市场。1942年3月，又利用伪市政府名义，发行伪储备券，禁止市面法币继续使用，并订出了“妨害新币（伪储备券）治罪条例”。强制市民使用储备券，规定以国币2元抵折储备券1元，因更换货币致使人民财产损失50%。1943年，日本侵略者再发行短期库券1万元，通过派销，强迫市民购买。汕头整个金融市场，由日本设在汕的台湾银行所操纵，对市场进行掠夺性剥削。

除此之外，日伪政府为了补救其经济的困难，设立了各项捐税，物少税多，甚至一物多税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鸦片捐、赌捐、房警捐、妓女捐、花筵捐、清洁捐、砂石捐、贝灰捐等共有百多种税收，搞得民不聊生。

更严重的是粮食问题。1940年和1943年春夏间，潮汕两度春旱，特别是1943年更是赤地千里，米价日涨数次。由于饥荒所迫，加上奸商囤积居奇，有的市民饿得没法，只好挖草根洗日军马粪残粮来充饥。更有甚者，在小公园国平路集义源布店四楼，有杀人鬻肉事情发生。

兵祸米荒的同时，潮汕各地还遭疫病猛袭，汕头1940年就开始霍乱菌病流行。1943年疫情更为严重，加上市区每晚8时后日军实行霄禁，马路禁止通行，致延误救治而死者众，日死百人以上。汕头市郊达濠镇，被饿死病死者约占全镇人口1/3，现在村后的万人塚，就是当时日寇统治下的惨痛见证。汕头市沦陷6年多，死亡、迁移、失踪人数达5万多人，抛家弃儿流离失所者甚众。

在思想上对青少年实施奴化教育

1940年11月，汕头伪政府训令各中小学，推行所谓“和运国策”，统一教科书，强令学校上日语课。他们还通过开办《粤东报》，开设日语研究班，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本侵略行径涂脂抹粉。日本侵略军经常在市中皇戏院放映日寇侵占各地胜利的影片，其宣抚队到处宣传中日亲善，甚至过年还为一些居民发春联，宣扬日本“大东亚王道主义”，企图使人民忘记日寇蹂躏祖国的罪行。

汕头市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民不聊生，乞丐成群，饿殍遍野，盗贼丛生。这段沉重苦难的日子，汕头人民铭记于心、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