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首席会长江达可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最近一年多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从区域合作战略逐步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因此现时极需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湾区建设，助港发挥所长，融入国家发展。

江达可代表建议，大湾区城市要建立更健全的经贸、产业和金融制度保障。

「9+2」亟须明确功能定位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被列为推动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方略之一。惟江达可认为，随着内地经济崛起，香港和内地间已从早期的合作关系逐渐变成竞争的合作关系。即使大湾区内，广州、深圳、香港在金融证券、航运港口、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角力亦在加剧，长期存在着「龙头之争」。因此，他建议，应明确香港在湾区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香港所长，强化香港在金融和物流方面「湾区龙头」的功能，避免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未来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促成湾区『融合发展』态势之上」。

江达可认为，需确立湾区城市各自分工和职能定位。其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香港拥有高度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先发优势，亦具备资金、技术、贸易、人才及专业服务等优势，被公认为是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资讯流等「五流」最融通的地区，各类要素市场均有足够深度和高度。因此，香港应在大湾区建设中强化金融和国际物流方面的功能。

他表示，大湾区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融合」，而这亦是最大的挑战。因此，他建议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格局下，最大可能地建立起大湾区经贸、产业、金融、交通、社保、医疗等领域的共同规则，推动各类要素顺畅流通和有机整合。

建立权威高效的协调机制

江达可续说，CEPA、「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等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湾区人力和资源流动，但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因此，他建议在原有框架下，进一步建立更健全的粤港澳大湾区经贸、产业和金融制度保障。

此外，大湾区覆盖范围广泛，协调机制是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江达可认为，应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为大湾区内城市融合提供组织支撑，避免「各自为政」。他进一步指，区域间的融合会带来共同利益，也可能产生分歧与矛盾，倘若没有权威而高效的协调机制，即使投入再多资源，也最终会荒废在「各自为政」的内耗中。

为此，他建议，在宏观层面成立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由中央相关部门领导人组成，负责统筹规划，处理粤港澳三地利益纷争；在中观层面，建立由三地政府行政首长参加的推进机制，研究解决涉及三地利益或需要协同共建的重要事项；于微观层面，可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和专项工作小组，由三地相同行业/专业人员组成，负责就专门领域、重点工程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