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要关注供给侧改革，不要老惦记刺激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解决问题。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这一提法。
不过，虽然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进行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出现“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情况，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认为，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他批评称，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他指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发挥作用。
赶走所谓低端人口，精英们的生活反而会不方便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楼继伟分析称，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需要四名所谓的中低端人口为之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楼继伟警告称。
另外，楼继伟强调，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扭曲，因为我们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会引发高风险
在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时，楼继伟表示，前段时期，金融业过度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乱象，使得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
目前，我国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出现了包括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小银行的风险暴露等大量金融风险隐患。
楼继伟认为，上述乱象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安定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楼继伟认为。
在土地方面，楼继伟建议要重点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可以印出来，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用途管制”要提供给不同所有制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有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两个条件）”，楼继伟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楼继伟：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问题仍就不断的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我想先说一下概念，经济发展通常要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革一说。
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产生“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现象，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进行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了。“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被叫“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说“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按说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企业如果不符合，就要给这些企业时间去改，（现在则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还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
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当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者，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提供服务。如果把所谓的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民。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据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政府时期制定的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依法办事，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我们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他们一方面会带来社会安定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