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是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日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广东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系列报道上篇
统筹：柯学东
编者按：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同一天，《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批，这是国家有关经济特区的首部法规。
后来，人们把8月26日看作是特区成立的纪念日。至今年8月26日，经济特区成立已30周年。
我们习惯称“30而立”，对一个城市来说，也大抵如此。30年，特区“立”了什么？未来特区怎么继续“特下去”？换言之，特区怎么找到新定位？靠什么“立足”？
为此，我们分上下两篇推出“广东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系列报道”。
过去30年，广东的三个特区，一直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角色，以其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冲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藩篱，唤起了整个中国创新激情。
应该说，30岁的特区完成了它的使命，实现了中央当年建立特区的战略意图。
但是，特区在收获成功的同时，从来不乏争论。无论是1985年陈文鸿在香港《广角镜》杂志上发表的《深圳的问题在哪里？》，还是2003年呙中校的万言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都曾经引起巨大的关注和争论，这多少反映了特区人的“忧患意识”。未来，特区究竟“特”在何处？如何在新的改革中取得突破？这些问题都是对特区新一轮的争论。
特区还得继续保持“敢闯”、“敢干”、“不争论”的精神，这样才能完成新的“先行先试”的使命。特区，30年后，依然任重道远。
核心提示：
四个特区，广东占其三。深圳、珠海、汕头虽然有着同样的身份和使命，但30年过去了，他们走过了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相同的是，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者。
过去三十年，深圳几乎成了特区的代名词；珠海金融危机后遇到了重大发展机遇，汕头一直在寻求突破。三个特区，都有着辉煌的成就，但也具有忧患意识，在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上一直在争论和探索。
回顾三十年，特区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文/记者高靖、钟达文、陈正新、陈治家通讯员胡立
深圳
三十年以年均25.8%的增长
速度累计创造5.78万亿元GDP
2010年8月26日，深圳30岁生日。30年的成长经历，深圳没有忘记。为了全城庆生，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市民发放面值100元的纪念电话充值卡，并倡议8月27日全市休假一天。
谈起1979年邓小平讲的：“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第一任市长吴南生很激动地说：“这就是特区的由来！”有人问他对邓小平说的血路的理解，他说：“"血路"的意思就是很困难，很困难……”
而袁庚在蛇口开始他的改革时说过“以晚年的政治生涯孤注一掷”的话。
深圳特区成立第六年时，第三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从北京调去深圳，他对家人说：“我是去上战场的，你们都不要去。”
深圳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李灏任内，有两件事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冒风险的：一是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请示没有批准，这个中心成立于1985年11月，而国家外汇局的批准文件是1988年3月。另一件事是被称为违宪的土地拍卖。1987年12月中国第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525万元拍卖成交，此后李灏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五六个省指责特区拍卖土地违法。1988年，《宪法》对第十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买卖、出租或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进行了修改。
早期面临的风险，使得“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成了深圳发展的最好注脚。
现在深圳的成绩几乎不用人们介绍，那些创业故事和收获人们都能如数家珍。第一张股票、首家股份制企业诞生、率先打破“铁饭碗”，拍卖土地的第一锤……深圳有着太多的先行先试。
在8月22日召开的“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上，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深圳30年来不辱使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过去三十年，深圳以年均25.8%的增长速度累计创造了5.78万亿元GDP。王荣表示，深圳特区“较好地实现了中央当年建立特区的战略意图”。
珠海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居珠三角前列
荣获“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与深圳相比，外人总是固执地认为，珠海人可能会失落。同为特区，深圳一直是全国的“宠儿”，而珠海除了那个东山再起的史玉柱，最近开发动工的横琴半岛与港珠澳大桥外，似乎籍籍无名。
其实这是对珠海的误解。早在198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时，就要求广东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珠海得到的支持力度与深圳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依然得到了邓小平“珠海经济特区好”的评价。
30年前珠海开办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兴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据当时的见证者回忆，当年建香洲毛纺厂，珠海一穷二白，有外商来谈生意，甚至只能用手扶拖拉机、自行车从拱北口岸将这名外商接到市里。该厂前后不到一年就建成投产，率先砸烂大锅饭，香洲毛纺厂员工成为珠海荷包鼓得最快的群体。
当年创办特区，仅凭中央分两次下拨珠海的2700万元，显得捉襟见肘。珠海在全国率先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统一征集土地，开创了土地换资本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早在1992年，珠海冲破长期以来科技奖励制度“重精神、轻物质”的禁锢,在全国首次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实行包括轿车、住房这样紧缺资源在内的百万元重奖。
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踏上珠海，给珠海留下了令全市人民永远难忘的7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本月初，珠海市委六届八次全会召开，会上珠海市委书记甘霖用一句话来做终极评价——“30年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实至名归”。
汕头
鳗鱼、梭子蟹、对虾和果蔬凑足
特区前几年的“三通一平”经费
与同省其他两个特区相比，汕头同样经历了艰苦的创业时期，但因各种客观原因，汕头一直在寻求“突围”。从一开始，汕头就比兄弟特区显得更艰难。对此，汕头特区人一直很担忧，就连2001年时任汕头市市长的李春洪也坦诚：“说得严重一些，目前汕头已沦落为一般城市。”
1981年11月，被正式批复确认的汕头经济特区位置。面积只有1.6平方公里，这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特区。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刘峰被任命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
“接到通知要我回来搞特区，我是不太愿意的。”刘峰对广州日报记者回忆说，接到汕头地委领导的动员时，他在普宁县任县委书记工作刚刚上轨道，“干得很爽快”。
在一片荒沙之上，如何建特区？对于刘峰是一个考验。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王炜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当时管委会什么都没有，刘峰是从他的家走路上班，从外马路走过来好几里路。管委会开会也是在搭起来的破寮棚里工作。”
“汕头特区1981年从1.6平方公里起步，1984年才扩大为52.6平方公里。与深圳、珠海比较，起步晚，基础差，特区建设资金主要是少量的地方财政留成，而真正可以用于搞"三通一平"的每年只有数百万元，所以汕头特区前几年可说有点白手起家的味道。”原广东省特区办主任丁励松这样说。
特区的开拓者们，在建设加工区的同时，选择了农业作为突破。“鳗鱼、梭子蟹，还有对虾和果蔬等，成了我们最大的救星，特区前几年的"三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的钱都是从这里来的。”刘峰说。
1991年11月1日，汕头经济特区范围第三次扩大到了汕头整个市区的243平方公里。
刘峰在回顾汕头特区建设的创业十年时统计说，十年来的最宝贵经验就是“说到特区，内因最重要，从无到有踏踏实实地干。不能守着特区政策，不能整天嚷嚷着要国家给予政策，要去探索。探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
反思
8月22日在深圳召开的“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上，包括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等一流理论专家，都对经济特区过去30年作了高度的评价。经济特区的成功毋庸置疑。
但特区又具有天然的忧患意识。过去三十年，人们一直在思考特区的走向，原因就是特区本身在闯新路，“闯”本身就代表多种选择。
对于深圳未来走向的担忧，社科院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深圳中心主任靖鉴强总结了如下几点：“特区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创业激情和锐气”，“特区人功成名就了”，“原来的改革是加法，现在的改革是减法，更需要改革者的智慧”等等。
类似的疑虑和担忧在珠海和汕头这两个特区同样存在。
一些学者总结认为，珠海问题的根源，是在过去30年中，给予了外资外贸外企最好的政策资源，而没有培养起来具有根植性的市场力量，没有培养起应有的民营企业群体。这使得珠海的经济结构问题有着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内容。
与深圳和珠海相比，人们对汕头经济特区的疑问更早，更彻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座城市恰恰遭遇了一场经济生态危机。
走私、骗税、******************……黑色经济疯狂生长，毁了这座城市曾有的美好。
2001年3月22日，调任汕头市市长的李春洪在整治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动员大会上发表万字讲话，说得最重的一句话就是：“目前汕头已沦落为一般城市，特区的氛围不浓厚，再这样下去，发挥窗口作用、辐射带动作用、龙头示范作用将付之东流……”在那次会议上，时任汕头市市长李春洪的发言，概括了他对这座刚刚走过20年特区历史的城市的担忧。2001年的汕头市启动了声势浩大的“重建信用，重塑形象”的新世纪汕头生命工程。
社科院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深圳中心主任靖鉴强认为，特区，它担负着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与窗口的重任，这个重任将贯穿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它全部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