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比刘峰更有资格来回顾初创时期的汕头特区。从1981年汕头特区诞生起，他便担任管委会主任(书记)，直到1990年。

那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10年。正是这10年打下的基础，汕头特区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中期经济才能迅猛发展。

8月17日，记者汕头采访了82岁高龄的刘峰。

争取特区“生存权”

时代周报：汕头特区走过30年历程，当时创办特区的背景是怎样的？

刘峰：当时有一个大背景—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我们都在思考中国何去何从。1978年，吴南生代表省委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广东，与吴南生交谈时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在深圳、珠海办特区”，而当时吴老的愿望是，办特区的想法是在汕头先提出来的，汕头也一定要办才行。谷牧说“可否放慢些”，吴老随即同意。所以吴南生为汕头取得了“生存权”。

1980年5月，中央批示两省会议纪要称，“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先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1981年7月中央发27号文，确定深圳、珠海搞综合性特区，厦门、汕头目前应建成以加工为主的特区。

时代周报：您接受汕头经济特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的任命时，当时汕头市整体情况如何？

刘峰：1978-1981年我在普宁任县委书记，当时在县里搞包产到户，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我对办特区并不理解，心里没数，也不大愿意参与。

刚才也说过，十年浩劫后广大城乡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吴南生曾回忆了当时的汕头：在街道两旁以及珠池一带搭建了大批竹棚，住满返城知青，还有草蓬村又名为“海南新村”。楼房残破不堪，有的摇摇欲坠，城市公共设施及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通，道路污水横流……

我和当时的搭档杨峰同志(时任汕头市主管工业副市长)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为人民办点有益的事，即使特区办不成，办成工业区也好，可以解决很多群众就业。省、地委负责人先后找我谈话，在他们鼓舞下我才最终下定决心接受任命，来到了特区。

“小米加步枪”开荒

时代周报：1981年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正式创立。听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刘峰：初办特区的困难有很多，一是没经验，二是汕头经济特区初办那几年只搞加工区不搞综合区，因此不能办商贸、办房地产等行业。

省每年回拨640万元作为经费，我们就只靠这点钱去搞建设。所以当时的开发工地上，各种施工的机器都看不到，就是“小米加步枪”，靠人力开荒。我曾向来特区视察的中国银行[3.390.30%]副行长要求贷款，他问以后如何还款？我如实说贷款搞基础设施，钱都埋在地下。但由于投资环境还没形成，还利息都有困难，贷款之事只好作罢。钱是个大问题，人才也是，初期要求来的人极少，点了名也调不来。

在当时一起筹办的几个经济特区里，深圳旁边有香港，珠海旁边有澳门，厦门旁边有台湾。而汕头呢？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有华侨，“潮汕人爱乡，凝聚力也很强”嘛。

时代周报：您认为，前10年的特区建设取得了哪些亮点？

刘峰：开始，汕头在市区东郊的龙湖村划出了1.6平方公里，建特区—这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经济特区。当时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沙丘，到了1991年统计，特区新区建成区面积已达8平方公里。10年间汕头特区工业年增长155%，外贸年增长111%，实际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48.5%。

当时的特区建设有不少亮点，比如后来总结的“四个一片”方针——“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资一片，获益一片”，中央领导也肯定我们“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路子。我们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借用外脑外力建设特区，也取得很不错的效果。

我们还有跟别的特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鱼养虾搞创汇农业。办厂做生意，那时不够条件，农民也不在行，但养殖他们却很行。于是我们拿出100万在农业预留区珠池一带开发了1.4平方公里，放手养鱼虾。后来单是农产品[17.53-0.40%]出口，一年就进账几千万美元。

教训：未及时扩区和转型

时代周报：汕头发展后来走入了低谷，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

刘峰：30年我没法讲清楚，但在我主政的10年里，还是有些教训。厦门在1984年就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市区，并实现了领导的一元化，而我们直到1991年才解决这个问题，太慢了。其实1984年就有学者提出“没把22.6平方公里的市区划进去，是汕头特区的一个根本性不足”，我们没接受。那时，我们还处于加工区转综合特区的关口，没敢想太多。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厦门都意识到加工出口的产业模式维持不了多久，于是抓住了高科技而成功转型，但汕头抓得不狠，也没有坚持下去，这是后来缺乏后劲走向低谷的另一个原因。

至于后来的发展走向，受到走私、批文、出口退税、假发票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使汕头陷入了信用危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