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广州、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正式开港后，对外贸易逐渐上升。至元代，超越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知名的大港。
潮州位于泉州之南，海上距离仅一百多海里，泉州贸易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从泉州往来东南亚的航路，必须经过潮州。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及其以南的南澎列屿，是航路上的重要目标和停泊地。明代，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黄省曾，在他的《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中，记述由福建往占城国(今越南中部)的航路云：“由福州而往，-位取官塘之山。又五更，取东沙之山，过东甲之屿；又五更，至南澳；又四十更，平独猪之山；又十更，见通草之屿。”照黄省曾的注释：“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独猪之山，就是海南岛万宁县东南海上的大洲岛。从南澳定航向直放海南大洲岛，航程六百多海里，可知南澳岛在当时南洋航海位置的重要。元代人汪大渊，多次随贾舶泛洋出国，他竟认为“万里石塘”(MaclesFieldBank即中沙群岛)系由潮州陆地延伸而成的。在他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说道：“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长蛇，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遐昆仑之地。”这段记载，说明当时航海者对潮州与南洋诸国的关系，有深刻的印象。汪大洲所描述的“石塘之骨”的延伸路线，实际上是潮州通往南洋各地的海上航线。可见，在宋、元时代，潮州在南洋航线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宋时，潮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已有很大的变化。韩江三角洲中部低地平原和榕江、练江下游平原已经形成。人口的分布也逐渐从北部山区移向沿海平原。沿海上通福建，下达广惠的官道也已畅通。潮州对外陆上交通，已不再依赖北部山区的崎岖小路。南宋时潮州已不是偏远山区，而是闽、浙通往广州的孔道了。从闽粤交界处的分水关，南至潮阳，西至汤坑，官设的铺、驿、亭、庵、馆等有三、四十处。当时“闽广孔道，车盖幢幢，殆无虚日”。潮州平原上农业、渔业和盐业都有很大发展，南宋淳熙年间，当过广东提典刑狱的诗人杨万里，到过潮州，他写了一首《揭阳道中》的诗云：“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王安中《潮阳道中》诗道：“火轮升处路初分，雷鼓翻潮脚下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刈黄云，岭茅已远无烟瘴，溪鳄方逃畏旧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这二首诗，是南宋时潮州滨海平原景物的写照。宋代，潮州陶瓷工业规模很大，潮州城东门外笔架山麓的古窑场，规模宏大，瓷窑栉比，相连四华里。这一带被称为百窑村或白瓷窑。潮州境内河流纵横，港湾密布，居民又善于航海经商。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都靠近韩江边，它的外销瓷器，是经由韩江从海道运出的，而海船停靠的处所，都是韩江支流和榕江、练江的沿岸或出海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潮州的海外航运业，也就发展起来。但当时潮州不是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没有设置市舶管理机关，因而，海运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见诸史籍者也不多。
潮州到了元代，设置马站船站八处，交通更臻方便。手工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尤其是陶瓷工业，有大规模的发展。
明代饶平县人陈天资撰《东里志》，是记述潮州南澳岛和柘林湾一带的民间史书，也是潮汕现存的比较早的地方史书，该志记载：“天后宫，一在大城东门内，一在柘林守备营后，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时加修理，宴总兵移建于海岸，凡航海者谨事之。”我国东南沿海，宋代以后天后宫是航海事业的象征，南澳岛和柘林湾在宋时已有供航海者膜拜的天后宫了。而建设天后宫的番舶则是“国人出洋船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谓：“以市舶为夷舶，而以商舶为华商出洋之舶，亦称番舶。”由此可知，建造南澳岛上深澳港天后宫的，应是宋代航行国外的潮州船户了。该庙建后还时加修理，直到明万历年间，由南澳副总兵宴继芳移建于海岸。可见历宋、元、明三代香火不衰。这代表南澳岛和柘林湾航海事业的悠久历史。
元代，潮州地区的海运事业又进一步发展。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周伯温到过潮州，他形容潮州沿海是“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其繁荣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