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楼里，陈平原先生略带潮州乡音，娓娓而谈。24岁以前，陈平原的足迹未出潮汕。“因为远离中原，潮汕文化传统不太讲‘士农工商’，不会把经商放在最后。潮汕人有商业精神。人多地少，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人闯南洋，外出打拼做生意。”陈平原说，“也因为人多地少，读书是一个重要出路。近年潮汕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做生意的李嘉诚，一个是做学问的饶宗颐。”
陈平原的父亲陈北是读书人，在汕头农校当语文老师，母亲陈礼坚也是语文老师。汕头农校在一座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陈平原的小学、初中教育都在农村学校完成。父亲藏书颇丰，既爱中国传统文学，又受新文学影响。陈平原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书桌上放着一座白瓷的鲁迅塑像。
少年陈平原开始阅读父亲的藏书。“我家的藏书有两种，一种是翻译的苏俄文学，我父亲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没兴趣。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时，主要的精神食粮。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及阅读趣味包括某些方面的缺陷，是早年经历造成的。”
陈平原进入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回忆：“一方面是我的不幸，没有很好地完成学业。另一方面，父母受批斗，导致我不可能在学校里很活跃。因祸得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站在边缘了。我曾经想，如果我是工农子弟，当初或许也会参加红卫兵，说不定也会很凶狠或者‘富有战斗精神’地批判老师。”
三年的初中阶段，陈平原没有多少时间安静读书。1969年，陈平原初中毕业，因为父母的问题，学校不允许他再继续念书。许多人上山下乡，陈平原选择回老家。“潮汕人有一个特点，年轻时外出闯荡，挣了钱回老家买田地、盖房子。这个祖屋只要能盖得起来，一般是不动的，将来子孙不管哪一代人落难了，都可以回来。原先我父亲在外面工作，我奶奶也跟着出来，房子就空在那边。到‘文化大革命’，父母说：如果落难就回老家，父老乡亲会帮我们的。”
1969年秋，陈平原带着两个弟弟及奶奶回到离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他们真的得到了乡亲们的照顾。虽然陈平原才初中毕业，但乡亲们相信他一定胜任教书。于是，16岁的陈平原一面当民办教师，一面在家自修。1970年9月，被囚禁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回家了;又过了两年，父亲重回汕头农校教书，工资全额发放，家庭经济好转。陈平原毅然放弃教书，跑去潮安磷溪中学(原潮安四中)读高中。当时在农村里当老师是一个好职业，不用下田干活，大家认为陈平原太傻了。高中毕业后，陈平原当了半年农民，又继续当民办教师。从1969年秋到1977年底，陈平原在农村待了整整八年。“比起正常上大学的人来说，我没及时得到名师指导，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大的遗憾。我和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王德威同龄，我问他1978年春天在做什么，马上就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他已经去美国念博士了。上大学那年我24岁，在今天这已经是硕士毕业的年龄。这个状态导致我的知识结构有比较大的缺陷，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自学的能力。很长时间里我不是靠老师带出来的，我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把读书和生活混合在一起，这倒是跟传统中国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1977年拨乱反正，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陈平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多少年后，陈平原不无感慨：大浪淘沙，各种偶然因素，留下了我们这些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1978年2月，陈平原搭上村里的拖拉机，再转长途汽车，到广州念书。回望家园，陈平原说，潮汕人经常自嘲是“省尾国角”—广东省的尾巴，中国的边角。“那时候潮汕没铁路，我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也没看过飞机。明清两代，潮汕人搭乘红头船闯南洋，以前出国没有办护照之说，愿意到哪个地方，搭船就走了。对潮汕人而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海运比较便利。可是，进入铁路为主干的现代社会以后，潮汕在整个交通布局里就变得不重要了。”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陈平原见到了前辈学者容庚、商承祚、王季思、黄海章、楼栖等。陈平原喜欢苏曼殊，访问过黄海章先生好多次，黄先生听力不行，塞着耳机，两人不断地笔谈，谈苏曼殊，谈佛教，谈诗歌。
1982年1月，陈平原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导师是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教授。吴宏聪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与王瑶是联大的前后级师兄弟。研究生期间，陈平原撰写了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他到北大读书的重要因缘之一。1984年秋，陈平原北上求学，成为王瑶最早、也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博士研究生。陈平原从此与北大中文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08年9月起，陈平原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
回首前尘，陈平原引用日本人福泽谕吉的话“一生而历二世”：一辈子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既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幸运。.
做学问，“实不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进北大，“女友”钱理群慧眼识珠
记者：你真正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始?
陈平原：对。以前也读书，不过是自己读，跟进大学接受专业训练还是很不一样。对大学生来说，名师当然很重要，但校园风气以及同学间的交往同样让人怀念。1979年春，中大中文系学生创办了文学杂志《红豆》，同学风华正茂，办杂志是与整个社会对话，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往上走，不容易。进大学以后，我们跟随整个时代思潮，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原来好些幼稚、糊涂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清洗出去。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来说，首先得把以前接受的不好的教育影响清除出去。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比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要困难得多。
记者：对你个人来讲，如何清除前一个时代的教育?
陈平原：“文化大革命”中，我插队下乡八年。在农村里，文学是唯一可以自学且向上发展的事业。你的数学再好，物理再好，在那种环境下，根本走不下去。在劳动、教书之余，我练习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相声。没有名师指导，也没有朋友交流，全靠自己摸索，加上内心不够强大，必定受当时报刊影响。你孤零零地在山村里读书写作，不想发表则已，一旦想要发表，必受时代风气及流行文体影响。进大学以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好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写作的思路、趣味、文体以及表达方式都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要好长时间把它清除出去。大概到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有点自己的体会了。前面两三年一直在战斗，与其说跟外在的错误思潮搏斗，不如说跟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趣味、知识、思考方式搏斗。这就养成一种自我反省的习惯。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地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记者：到北大读博士前，钱理群为了使你的学术风格更能为北大教授们所接受，多次写信来指导，那时你每周总有一两封北大来信，同学间纷纷传说你在北京有位“女友”。
陈平原：当时中大中文系没有招博士生，北大中文系也还没有。我是想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最初我找的是社科院文学所，因为我的老师陈则光先生认识那边的某位领导。久居京城的人，无法理解一个外地青年进入北京后为何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外地青年进京，大概都像我一样，拿着老师的介绍信一个个访问。我哪知道北京学界有那么多矛盾，就像你告诉我，上午采访我下午采访谁，那个人如果刚好是我特别看不起的，那我心里就不舒服。时隔多年，我才明白这里面的道道。今天的广东挺辉煌，但80年代初不是这样的。京城里的文化人大都认为，广东人不就是有点钱嘛，读书不行的。广东学界有句口号，写文章要“跨长江过黄河”，不能只呆在岭南这一块地方。我提出要北上时，导师吴宏聪老师告诉我：你去考，考得上北大，让你走;考不上，就留下来，中大也挺好的。我当初的想法很简单，非要到外面走走不可，转一圈再回来也行。我到北京，只认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黄子平，他是广东人，与苏炜是老朋友。我就到北大找黄子平聊天，送上一份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油印的，题目是《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把论文给了钱理群。老钱比我大15岁，已经毕业留校当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钱理群看了我的文章，当天晚上就去找王先生，说把他弄到北大来吧。于是王先生出面跟中文系说，要我来北大中文系教书。系里同意了，报到学校，学校说：从中山大学招人?你要觉得好，就把他招来念博士，博士毕业再留校。在我之前，北大中文系没招过博士生。王瑶先生说：好，那我就招。就这样，我成了北大自己培养的最早的文学博士。
做研究，“隔代遗传”惹争议
记者：你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学术“隔代遗传”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后，很多学者在最好的年华里都经历了“反右”、“文革”，非常可惜。
陈平原：这一说法，我自认有见地，但也招来不少非议。我说的是大趋势，不针对具体学者。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有非常出色的，我没说他们都不行，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还没调整好学术姿态。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其才华方得到很好展现。至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中，学术也在急剧转向，老一辈学者因为“没有改造好”，很容易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学传统。中年一代解放后上大学，经过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留下很深的印记，转过来不容易。我们则因为念书少，底子薄，转弯转得快。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念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确实更多地受民国时期老学者的精神风范、学术态度乃至治学方法的影响。中年这一代日后很多调整到位做得很不错，不能因为我说的“隔代遗传”否定他们的业绩，那样不公平，也不是我的原意。时代转折的时候，刚刚站稳脚跟的人最痛苦，好不容易适应上一个时代，又必须跟着连续急转弯，转的速度又不如后来者快。
王瑶先生跟我说过：“都说耽误了10年，耽误在哪10年，大不一样。我耽误在创造力最旺盛的10年，等到可以重新起步，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天大的遗憾。你们这一代，耽误在起步阶段，实迷途其未远，将来还可以补救。”可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从大学毕业到今天也已经30年了。别的专业我不敢说，在北大中文系，我问了若干同事：我们是否全面地超越了我们的前辈?答案是“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遗憾，实在不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记者：我看典型的例子就是宗白华先生，学问很好，著作很少。
陈平原：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过四卷本的《宗白华全集》，扣除翻译作品和小诗，真正的论著并不多。可读过宗先生书的，都承认他学术境界很高，内心很强大，对文学艺术的品味以及对人生的洞察，都是独一无二的。
聊文学，不在中心位置很正常
记者：你在文章中回忆当年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个人在北大的小屋里聊天，聊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我常想，文化有时候是有所谓气场的，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喝咖啡、喝茶、抽烟，看似很散漫的思想碰撞，往往聊出学问。
陈平原：同道之间，无拘无束地“坐而论道”是很理想的状态。现在也有学术交流，但大都是论文发表会。学术会议过于正式，公开演讲过于正式，博士论文答辩也过于正式，是工作完成之后的“呈现”，有成就感，但不够酣畅淋漓。我在北大中文系推动“博雅清谈”，每过一段时间，老师们聚在一起，就某一大家关心的主题，随便聊天。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在非正式状态下“聊学问”的动力和趣味。1980年代中国学界盛行“侃大山”，后来被认为是汗漫无所归依，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状态”—做学问，不能满足于“思想火花”，可那种神聊还是让人神往。最近20年，我们的好处是日渐专业化，我们的缺憾则是过于专业化，很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中轻松但又认真地讨论问题。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活儿”都做完了，再登台表演，全都言之有据，可以马上拿出去发表，但没办法回到那种紧张思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互相挑战的状态。而且，这种过分专业化的聚会，导致我们只跟专家对话，只跟自己的学生对话，或者只跟学界同行对话，而不太习惯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跟非本专业人士对话，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很忙。我批评现在的学术评估对于人文学的伤害最大。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没有心思散步了，不再沉思，全都一路小跑，忙着做课题。这样的状态，对哲学、文学、艺术这样思想性的学问不合适，对社会科学比较合适。这些年，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比人文学好，就因为它比较适应这个状态。他们需要申请经费，做各种大型项目，聘很多助手，而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孤军奋战，就一个人，在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特立独行，与天地对话，与千古文人为伍，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超越具体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沉思”，近乎诗歌也近乎哲学，也是很好的学问。如今，这种伏尔泰式的散步与沉思基本绝迹，这对人文学发展非常不利。
记者：百年来中国知识人的变迁，从梁启超到胡适到当代，人文学者从非常主流的中心地位到现在变得有点边缘化了。这种趋势跟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吗?
陈平原：当今中国，整个社会日趋实际，大家更愿意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这对文学、哲学等“大而无当”的学问很不利。我曾说过，文学是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很深的学问。哲学也一样。“文革”中甚至提倡工农兵学哲学，老大妈说不就是一分为二嘛。相对于那些社会需求很强劲或者门槛很高很神秘的专业，人文学主要面对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无用”之“大用”。在整个学问体系里面，传统中国读书人从“帝王师”转变为“知识分子”再转变为某一个专业的“专家”时，这种边缘化的趋势已经形成。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因为特殊的政治氛围，比如批判俞平伯等的《红楼梦》研究、由《刘志丹》引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文革”后期的《水浒传》评论，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很热闹，连武将许世友都被要求阅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可这跟人文学的命运没关系，是政治家在借文学作品说话。今天中国，文学及文学研究不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我觉得很正常;如果整个社会都来关注文学问题或者哲学问题，那才是不正常。但是，不处在中心位置不等于人文学不重要。就其对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人文学犹如“生命的底色”。至于特定时期，大家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人文学，那是整个社会转型决定的。过了这一段，会逐渐调整的。
记者：当代人文学者，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人?
陈平原：这很难说。我到清华演讲，学生提问，你怎么看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校园，三流的教授。我说，这是全世界流传的笑话，不能当真。这么说，对好老师太不恭敬了。看一百年前的人，我们比较有把握;判断同代人，有时候是盲目的。再说，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今天不断追问大师在哪里，我觉得不公平，也没有意义。说不公平的意思是：大师是有时代性的，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不同，知识类型不同，大师的“风采”当然也就有很大差异。确实，晚清及五四那代人了不起，因为他们从传统中走出来，又是直接面对西学的冲击，综合创新能力很强，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的格局。但是我们不能说，以后的人全都不行，一代不如一代。再过100年后，也许会说最近这二十年的中国，人才很多，也是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你别说，有这个可能性，社会大转折是出思想出学问出人才的时候。也许，这个时代第一流成果不出在人文学而在社会科学，因其解决了很多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所以，谈人才必须考虑时代需求以及知识类型，不能笼而统之。比如，现在做学问不能再像梁启超那样古今中外都弄，文史哲之外，还兼及财政、金融、法律等。今天你要是像梁启超那样写文章，人家会说你抄袭，因为他很多文章带有编译性质。他是那个时代的“大家”，以一个人来面对整个西方学界，跟我们今天分工严密的状态很不同。胡适也一样，当时就有专家嘲笑他哲学不行，佛学不行，文学也不行，什么都不是“第一”，可他合起来却是“天下无敌”。每个时代都有“专家”与“通人”之争，是不是“大师”，先看时代，再说境界，最后是知识类型。与其追问当今中国有没有大师，不如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师”。
记者：今天有些人不停地提到“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学森，钱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编者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陈平原：为了落实“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在各重点大学里设立基金，专门培养“天才少年”(最初叫“珠峰计划”)，太夸张了，现在改了名，但计划已经在实施。这个思路，有点“举国办体育”的味道，希望赶紧催生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与其把大量经费投在“天才少年”身上，不如改进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让学生普遍受益，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大学应该做的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们自由发展，而不是认定谁是“未来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