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把海外移民称为“过番”，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但开始有较多的潮人移民海外，应是在宋末元初这一时期。明时，以吴平、林凤、林道乾为首领的几个潮商团体，在明政府军事高压逼迫下，出走东南亚，定居在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本地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18世纪的大米国际贸易使潮州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的交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许多潮州人因此定居东南亚。1840年至建国前，又是潮人向东南亚移民的高潮时段。在中国历史上，把包括潮汕人在内的生活在广东、福建一带中华儿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存的现象，称为“下南洋”。

    “下南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海外移民壮举，其移民人口之多，涉及地域之广，移民时间跨度之长，在世界尚属罕见。尽管这是一段辛酸血泪史，但其对整个华人世界，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乃至与欧洲、澳洲国家的友好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潮商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在这七八个世纪里，以“刻苦耐劳、智慧精明、拼搏进取、诚信重义、感恩奉献、开拓创新、前瞻胆略、团结互助”的精神，演绎一个国际性商帮的诞生、成长、壮大、挫折、辉煌，成为华侨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崛起·转危为机奋战商海

    潮汕地区背靠丘陵，滨临南海，多发自然灾害，在遭遇战乱的年代，下南洋成了很多面临生存挑战的潮人唯一的出路。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物产丰富，地旷人稀，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这样东南亚成为了一个大熔炉，锻造出了一个个在全球商界叱咤风云的潮商巨子和潮商家族企业。

    纵观诸多潮商家族的发迹及其后来的发展史，主要是发生甲午战争以后，当年不少潮商抓住了战后的机会，在东南亚各国纷纷投资开设船务公司。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潮商基本上重新控制汕头、香港与东南亚的国际航运线，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发展。第二次发展高潮则是出现在上世纪二战后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前后，这个时期成为此前已经打下厚实基础的潮商们再次发力的黄金时代。在二战后的东南亚金融业中，涌现出了以潮商巨子连瀛洲、陈锦泉等人为领头羊的金融巨富。新加坡独立后，在橡胶业、食品工业、塑胶业、制衣业等方面，现代潮商贡献尤其明显。在马来西亚，则出现了方木山、刘玉波、张泗清、钟廷森、郑鸿标等著名潮商。在印尼，有彭云鹏、林如光、曾国奎等著名潮商。他们富函创业精神，刻苦耐劳，运筹帷幄，取得卓越成就。

    而让东南亚潮商续写辉煌的又一次机会是祖国内地改革开放时代，以谢国民、钟廷森、钟声坚等为代表的潮商们紧紧抓住了祖国内地的发展良机。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包括潮商在内的东南亚华商对中国的投资量逐年上升。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以华商为主的东盟来华投资项目近3万项，实际投资金额385亿美元。他们熟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和风土人情，拥有大量成功经验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等方面发展了许多合作新模式，带动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

商就·青胜于蓝摘金夺银

    以区域性来看，东南亚地区潮商的经济实力最为突出，该地区11个国家的70%资产，掌握在华人手里，而潮人约占其中一半。这里涌现了多位首富，同时涌现了许多行业冠军和行业巨头。

    泰国是东南亚潮商巨子最为云集的国家，占据泰国富豪榜的也多为潮商。如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泰国40富豪排行榜中，前五位中有3人是潮商。祖籍广东澄海的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以约70亿美元的资产问鼎泰国首富；祖籍广东汕头的泰国“啤酒大亨”苏旭明在排行榜中居第3位，个人净资产41．5亿美元；祖籍广东澄海的泰国第六大商业银行大城银行主席李智正，以17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第5。

    与此同时，泰国潮商也是各行各业的领头人，如拥有东南亚最大国际性商业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最大、世界第二大金枪鱼罐头制造商陈汉士；泰国脚踏车第一大制造商和销量商胡玉麟；拥有泰国最大的钢铁集团、泰国第二大电脑供应商的吴玉音；东南亚最大的钢管制造商李石成；泰国最大的汽车装配商陈龙坚；泰国最大的鳄鱼、珍珠鱼皮具生产商黄裕旺；建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工养鳄鱼湖杨海泉；被誉为“泰国影业大王”辜炳标，“泰国纺织大王”郑创基，“泰国汽车销售大王”姚宗侠，“泰国薯粉大王”、“泰国大米大王”、“泰国纸业大王”张锦程等等。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潮商也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涌现诸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潮商，如打造新加坡市值最大中国私人企业的钟声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金融巨子陈锦泉；在印尼打造世界最大的胶合板制造生产者及出口商的彭云鹏；世界玻璃器皿生产巨头的林如光；印尼房地产大亨曾国奎；马来西亚“钢铁大王”钟廷森；把大众银行打造成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的郑鸿标；马来西亚四大富豪之一的刘南辉；大马房地产巨头张泗清等等。

    在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家，华人几乎都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力军，如柬埔寨华人大部分是潮汕人，虽仅占柬埔寨总人口的5%，却几乎掌握了全国80%的经济。这三个国家的华人首富也全部是潮商，柬埔寨华人首富陈丰明祖籍广东潮州，老挝华裔首富张贵龙祖籍广东普宁，越南华人首富陈金成祖籍广东汕头。

    尽管在我们掌握的资料上，女性潮商仍然占着非常小的比例，如“泰国钢铁大王”吴玉音、亚洲民航业唯一的女性领袖庄碧莲、新加坡亦商亦文女强人蓉子。但这种现象只是出现在商界，东南亚潮籍女性同样是一个活跃的群体，她们在政界、文学、影视、歌艺等领域都取得卓越的成就。

情怀·不改中国心

    潮汕先辈当年洒一把热泪在生身之地，挥别亲人，坐上红头船，带着对改变家族命运的责任，带着对“荣归故里”的憧憬下南洋，他们对“根”的认识深入骨髓，对祖国以及潮汕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你永远要记住：你是华人，你是潮州人！”这句话成为很多海外潮人铭记的家祖遗训。于是，许多已经在东南亚取得成功的潮商，在培育子女的时候都会将其送回祖国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送回家乡生活增强对潮汕的桑梓情，这为东南亚潮人后代奠定了文化、信念、情感基础。

    东南亚潮商创办和打造了一个个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和品牌，有力的促进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并积极参与企业所在地的社会活动，履行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如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曾说过：“泰国的繁荣，华侨付出很大的力量和血汗，尤其是潮州人。”他们身在南洋，却时刻跳动着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他们时刻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建立以爱国爱乡为首要宗旨的潮人组织，发扬爱国爱乡的精神，支持革命和国内建设。

    比如，他们是南洋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的重要力量；黄冈起义的具体发动者和直接参加者，他们不仅积极传播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还为辛亥革命运动筹措经费。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潮人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动和参加抵制日货，削弱日寇经济力量；踊跃捐款献物，大力支持祖国抗战；许多爱国志士毅然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勇敢杀敌。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潮商带头回国投资，他们把国际的先进理念、商战经验、商业智慧带回内地，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为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例如在深圳、珠海、汕头分别取得“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泰国正大集团。在中国已投资数10亿美元，占到马来西亚在华投资金额1/5的马来西亚金狮集团。

    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发展变化，侨居东南亚的潮商转变“叶落归根”的观念，纷纷选择“落地生根”，在侨居国继续发展壮大企业。但潮商对家国的援助始终保持着同一种情怀。

献礼·百年辛亥卅年潮联会

    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民主革命初兴之时，革命党人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海外，他们争取和依靠的对象便是华侨。而华侨尽管身在异乡，但心系祖国，加之更容易接触到当时的先进思想，自然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先生4次环球，7下南洋，在华侨地区建立组织，积蓄力量，宣传主张，筹集经费，从而获得了革命所必需的人才、物力和财力支援。而潮汕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尤为显著。今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推出大型主题报道《下南洋——走进东南亚潮商》作为献礼，希望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尽媒体之责。

    今年也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30周年，该会是由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首先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地潮人的积极响应。1980年8月18日，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在云顶高原召开。各地区代表公推泰国潮州会馆代表团团长郑俊英先生为主席，出席的单位有香港、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代表团。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决议：成立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以加强潮属同乡的联紧，进而促进贸易活动，提高潮人的经济地位，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首届年会于1981年11月19日在香港召开。2011年第十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又回到马来西亚云顶高原举行，这是潮联会第二次在这里举行。《下南洋——走进东南亚潮商》大型主题报道，是对东南亚潮商巨子、潮籍名人进行的一次大回顾、大展示，也是我们献给第十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一份深情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