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30 年代潮州会馆的董事郭富生，是个颇有资产的鸦片土商，与不少潮州土行老板都有亲戚、朋友关系。其子郭启东自小就对旅沪潮州人的掌故很有兴趣，喜欢打听，因而对当时潮州商人在上海的经商情况有一定了解。

　　据郭启东介绍，上海开埠以后，相继出现了南通盐商、南浔丝商、潮州土商3 大富商群体。潮州土行的发迹，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奉命办湘军，围剿太平军。但因清朝政府的国库空虚，无力支付军饷，曾便打上了潮州土行的主意。当时，在上海做鸦片生意的除了潮州人外，还有福建人、广府人，其中以潮州人的势力最大。应当如何合作才能符合双方利益呢？曾国藩及其继任者丁日昌所采取的措施，是实行鸦片专卖，由潮州人垄断鸦片买卖。潮州会馆则负责从每箱鸦片利润中留出10 两、20 两，作为义捐交给政府，这笔义捐对政府解决资金困境的帮助十分巨大。从此，潮州土商对鸦片贸易的垄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土行沉浮

　　上海潮州土行发展经历了两个全盛时代，一是在19 世纪70、80年代，当时哈同是潮商的主要竞争对手。潮州土商依靠会馆的力量向哈同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其退出一些地区。其次是在清末民初。在上海潮州人的全盛时代，其中郑、陈、郭三姓都有一批百万元户，财富多得惊人。当杜月笙还没有发迹时，跟潮州土行老板是很亲近的。陈雨亭 50 岁做寿时，杜月笙要上门拜寿。据郭启东回忆道，在他 7、8 岁的时候，杜月笙还没有成为大佬，但他想做鸦片买卖，所以要拍潮州土行老板的马屁。后来因政府禁烟，原来在公共租界的潮商被迫迁往法租界。从此，潮州商人对鸦片的垄断逐渐落到其他集团手中，潮商不得不把钱投到以钱庄、纺织和典当业为主的其他行业之中。

　　典当门槛

　　上海的典当分为典与押，押质铺 95%以上是潮州人开的。30 年代中期，上海全市约有800 家押质铺，翁姓潮州人开的就占 300 家，其中最多的一户的潮州人开了 21 家。开当铺只需三四千元的本钱，由于社会不景气，跑当铺的人就多，因此生意非常好。例如，东新桥生泰当铺是一个叫赵灵甫的潮州人开的，他把寄存的脚踏车在墙上挂起来，招徕生意。当铺里丝绸、毛货、钻戒、翡翠等各式东西样样都有。遍布上海的铺子，经营状况也差别甚大。有的地方，比如曹家渡，穷人多，来当东西的都是旧衣服，利润空间自然不是很大；有的地方有钱人多，拿钻戒来当，就可以赚很多，尤其开在赌场附近，利润甚是可观。由于潮州人在经营上是很精打细算，上海有句话叫“潮州门槛”，就是骂人太精的意思。而且如果时间一到，寄货人不来赎当，货品实际上就成了店铺主人的私有财产。同时当铺除扣息外，还要收存柜费，你把货存在当铺，当铺以存货占了地方，先扣掉你一笔，大剥削再加上小剥削。

　　普益纱号

　　普益纱号专门做上海与南方口岸的棉纱贸易，主要把上海的棉纱运到汕头、广州销售。普益是周一严与周菘生等人合开的。周一严是周子瑛之子，周子瑛是有名的潮州土商，行名叫信昌，20 年代禁烟后，投资钱庄却亏了很多，去世前还剩下 30 万黑光洋，还算殷实。但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周子瑛见儿子年纪还小，担心他难以继承家业，就认同村人周菘生为螟蛉子，这样周菘生与周一严就成了兄弟，周子瑛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把儿子托孤给周菘生。

　　年纪比周一严大十几岁的周菘生是汉口杂粮大老板，很能干，深得周子瑛赏识。周子瑛死后，由周菘生掌管钱财，周菘生找来同镇不同村的周香亭，加上周一严，合伙开设了普益纱号。普益在汕头的联号位于汕头永安街 113 号，三开间房子，比上海总号还要大。周一严在上海负责买进棉纱，周菘生在汕头当地卖出。后来，周菘生又在广州开了一家联号，在兴宁联系了一家代理商。

　　兴宁战前就是广东主要的土布集散地，兴宁四面是城墙，街上土布号一字排开，有一开间、二开间、三开间。天一亮，农村妇女从乡下跑到城里，挑的、背的都是雪白的土布，1尺 3、4 寸阔，拿到各土布号计价换纱。汕头沦陷后，兴宁的地位更加突出，原来运到汕头的棉纱，这时都转到兴宁，再从兴宁销到湖南、江西、东江一带。战乱年代自然一路危险不断，但仍不绝普益的生意之路。